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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危难时期的学术救亡运动
欧美图腾主义的黄金时间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1930年代正是西方图腾主义收官、退潮的时候。而在1932年至1937年间，中国的图腾主义却突然兴盛起来，相关著述如雨后春笋，触目皆是。岑家梧1936年所作《图腾研究之现阶段》[25]，通篇只谈到西方图腾主义鼎盛的一面，完全没有涉及退潮与反思。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现代中国的学术潮流滞后于国际学术，另一方面也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有关。
胡愈之《图腾主义》出版之后，正在大力倡导“文化学”的黄文山，为了“再造中国古代的文化史和社会史”，迅速做了一篇《中国古代社会的图腾文化》（1934年），开篇即说：“中国古代社会有没有图腾文化的阶段，这是一个没有人解答过而亟待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图腾文化乃全世界共有的现象”。在黄文山眼中，不仅动植物是图腾，英雄也是图腾，颜色也是图腾，如“炎帝神农氏与黄帝轩辕氏大抵也是图腾名”，“黄帝也许是以黄为图腾之部落的酋长”，“殷人尚白，白亦图腾之一”[26]。
黄文山从盘古、女娲、炎帝、黄帝一路向下，说到禹的时候，终于提到了龙图腾：“又有人以禹为龙，其理由安在，未得详闻。中国社会本有尊龙之习惯，龙恐亦是夏代图腾之一。人类学家以为一切氏族，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将图腾作客观的表现之企图。那么，中国人到处喜欢画龙，不就是图腾艺术的遗迹了吗？”[27]
黄文山的图腾研究起步比较早，胆子还不够大，说话尚留有余地，他说：“我疑心这些动物的名称，如夔、狻、龙、鸿、熊、狸、娥等，均是氏族的图腾名。”[28]紧跟在后面的图腾学者就没这么客气了，卫聚贤单单论及一个“少皞是以鸟为图腾”，就能捕风捉影地找出一大堆古怪的鸟名，将这个鸟图腾再细分成24个不同鸟的子图腾[29]。
黄文山在文中介绍，他这篇文章正在排版的过程中，刚好读到姜亮夫发表在《民族月刊》上的《殷夏民族考》（1933年），“姜君考定夏民族自命为龙族子孙，但龙究竟是什么动物，他说：‘即是一个专门的生物学或古生物学家，也指不出来，因为那种生物之有否不敢断定’”[30]。
可惜由于战乱，《殷夏民族考》今已散佚不存。姜亮夫后来补写了一篇《夏殷两民族若干问题汇述》，其中有一节“夏民族为龙属民族”，文中虽然没有使用“图腾”二字，但使用了“族徽”。在他的其他著作中，有“作为图腾（族徽）的绘画文字”[31]的表述，书中图腾和族徽二词，往往混用，可见在姜亮夫看来，族徽和图腾基本是等价的。
姜亮夫对于图腾理论的把握显然也很囫囵，论述比较粗疏。作者先是论证了“夏”字本义“一定是个爬虫类的东西，所以足大，背有文，头大，都是爬虫类的特征”，作为夏的宗神禹，也是龙蛇一类，“所以夏族当是以水怪为族徽的民族的总称”，这种水怪就是后来的龙。“原来一种民族的传说，总要有些物质的根据，便是后代的所谓制度文物，也离不了这个因子。夏民族是以龙为族徽的民族，我们寻得到些物质的因素吗？曰：‘有！’一是洪水的传说，一是考古学家在北方一带（即夏民族棲息之地）发现多量的爬虫二事。”作者只是简单引述了一些考古发现，认为上古北方也曾洪水泛滥，几乎未作论证，直接得出结论：“我们说夏民族是以鳞介属为其崇敬之物，因而自命为龙族子孙，是无可疑的了。”[32]
姜亮夫大概是最早系统论述“夏民族以龙为图腾”的中国学者，他在1983年补写的“小引”中，解释了《殷夏民族考》的写作背景：“写此文时，正是‘九·一八’、‘一·二八’接踵而来之时，在上海生活的艰苦，还耐得住；而租界的鸟气，随时亲身经历，倒气愤懊恼时时遇到，发发牢骚也不可能，写诗无人要，小说太渺茫，戏剧未写过，还是从个人稍稍有些修养、有点把握的史学考论入手。此文发表后，本来计划写‘民族性’、‘民族文化特点’，更不自量，想第四卷写‘民族贡献与今后出路’，但民族文化特点，用‘龙’、‘凤’两字为引子而再深入。问题愈来愈多，以至于大病。”[33]
姜亮夫以龙、凤作为民族图腾，有其学术救亡之深意。1930年代，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起来，社会各届都在用自己的声音呼吁全民族的团结，一致对抗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姜亮夫发表《夏殷民族考》的同时，章乃器接连发表《一九三三年如何？》《民族的路出在哪里？》《民族的出路》《民族之前途如何？吾人将何以自处？》等一系列文章：“自从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人民因为受了外侮的刺激，民族的出路问题，忽然地抬起头来！我们翻一翻报章和杂志里的论调，多半是论到民族的出路；街论巷议，多半说的是民族的出路。”[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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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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