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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化模式的广泛理解亦能有助于资料来源的评估。这样，一个传教士讲述的关于南佛罗里达卡鲁萨印第安人一个高级头领娶了他亲妹妹为妻的事情就是合理的，这对于全世界其他分阶层的社会中的乱伦禁忌是个例外（斯德特温特，1968：458）。同样地，有关美洲土著人（譬如伊罗各瓦斯）更丰富的民族志史的资料可以谨慎地用来贯穿另一个族群（譬如虎琅）不太充分的数据（特利格1976）。
最后，对于文化接触、文化征服和殖民主义作为历史过程之影响的充分理解才能够阻止误解释。奥贝塞克（1992：9）把斯里兰卡国康提市一个名叫沃尔夫的英国公务员的待遇（1907年英国人充当地方首脑的角色之后）与英国1796年驻康提独立王国大使罗伯特·安朱的待遇相比较，并通过比较做了一番描述。在第一个例子中，斯里兰卡人拜倒在沃尔夫的脚下；在第二个例子中，安朱被要求下跪，他的随从人员都必须拜倒在国王的脚下。这种区别反映了历史条件和权利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影响了仪式生活和外来者的待遇。
奥贝塞克从该问题转向分析如下问题：他认为人们不加鉴别地阅读了有关1779年夏威夷岛上吉姆斯·库克船长之死的文本，那就是土著人思想的误解释。他从马歇尔·萨林斯的书《历史隐喻》中摘了几个例子。荫林斯（1995）提供了一种令人信服的严谨的回应。在他的《土著人如何思考》一书的几篇附录中，他特别提到了他曾被指责忽视或误读了的特定来源。因此，他就使用历史证据的问题提出了令人感兴趣的方法论问题。根据一位书评人的观点，该 的历史证据“使其成为历史人类学方法论高级课程的上佳选择”（弗里德曼1997：262；保罗夫斯非1997）。尽管他们的意见相左，但我认为，萨林斯和奥贝塞克在一般性的问题上会达成一致，如果不是在具体问题上。（1）应该在关注社会、政治和文化场景（历史资料产生于 其中）的情况下阅读历史资料。（2）我们必须不但要认定一个文本作者的民族中心主义，而且要认定作为该文本的评判者我们自己的民族中心主义。
家族史和历史人口统计学
在家族史和历史人口统计学的领域，已经发展了一类数据采集和分析的定量方法。人类学家已经成功地应用了很多这种方法，特别是在欧洲工作的人类学家，以及那些在更传统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如非洲和东亚从事研究的人类学家（施坚雅Skinner1957；沃尔夫Wolf和黄Huang1980；翰雷Hanley和沃尔夫1985；戴维司Davis和海罗尔Harrell1993；海罗尔1995））。在论述定量方法应用于历史数据综合性著作的作者中，有哈金斯（Hakins）和捷夫雷（Jeffr ey）（1991），杰罗斯和哈代（Hardy）（1991）。格罗斯泊特（Grossbart）（1992）制作的文献目录也是同等重要的。然而，最好的历史人口统计学来源与方法综合性著作是维利根（Willigan）和林匙（Linch）写的（1982）。他们不但评述了来源的种类——教区的民事记事录、明细表和人口统计表、家谱和人口记事录、组织和机构的档案——并且也从事人口重建与分析的特别方法的细节讨论，包括记名记载和家庭重组、计算机模拟、回归、时间系列、线性记录模型和要素分析。
记名记载涉及了在来自不同来源的众多的资料中寻找同一个人的过程。家庭重组是这些个人组织为一个家庭单位的过程。尽管来源不全、准确认同、名称变迁和人口流动诸问题都适用于这些方法，但这些方法对于重建“普通”人过去的日常生活是一种最有效的途径（12）。
温切斯特（Winchester）（1992）关于上述方法发展与应用20年的概述是一佳作，它还写到这些方法发展与应用亦适应了当今计算机的世界。应用记载和家庭重组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实例是科兹（Kertzer）（1984）和科兹与郝根（Hogan）（1989）对于19世纪晚期意大利中部凯斯莱箫（Ca sellechio）人口的研究；布莱特（1986）对于葡萄牙北部1700年至今的移民、婚姻、繁殖和犯 罪的研究；博德维尔·费森特（Birdwell－Pheasant）（1993）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爱尔兰主干家庭的重新思考；史奈德（1996）对于1860至1980年西西里岛繁殖衰退的研究；沃尔夫和黄（1980）对于1845至1945年台湾的婚姻和寄养问题的研究；奈廷（1989）对于1700至1980年瑞士一个山区社区生态变化的研究。
在奈廷的案例中，这种方法非常奏效，因为他是研究一个封闭的社区，其历史的变动很小。90％以上的家庭都已经全部或部分地重组，在公开的家谱、人口统计资料和税单中得到的补充数据使精确的核查成为可能。科兹更多关注的是家庭的组成和共居的模式，而不是人口统计的比率。科兹和他的同事使用了意大利人口记事录（另一类历史资料来源）和尤金·汉摩尔（Eugene Hammel）发展的家庭类型学（汉摩尔和莱斯利特Laslett 1970），得以重建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意大利中部复杂的佃农家庭的生活（13）。
科兹和郝根最具创新的工作是使用了生活轨迹的方法。历史学家塔玛罗（Tamara Hareven（1982）在研究新英格兰的产业工人时使用过这种方法，历史学家乔治·奥特George Alter）（1988）在研究19世纪中期比利时维尔威斯（Verviers）妇女时也用过这种方法。该方法使个人成为研究的中心，并关注个人的生活是怎样被历史的变迁所影响。该方法对于更规范的和更固定的家庭或发展循环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这在社会学家戈兰·艾德（Glen Elder）的很多著作中完全是线性的描述（1975，1977，1987；海罗温Hareven1978；科兹和希尔费诺Sc hiaffino 1983）。
罗塞尔多（1980）在对伊琅哥特做的历史研究中使用的群体研究的方法略有不同。罗塞尔多认为，“群体研究是针对不同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群体再造了他们自己，他们永久生存下去，他们修正或突然改变其社会结构”（p12）。与生活轨迹方法一样，群体研究是来自于社会学（莱德1965），但已在历史研究中应用，旨在对个人的群体之共同目的做纵向分析（麦森以及其他等1973；维利根和林匙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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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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