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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道，历史通过增加研究的案例——在时间上而不是空间上——给人类学家提供了扩展比较研究的机会。西尔维曼（1986：125）表明，在布满灰尘的意大利省级资料馆中与历史学家一道工作的人类学家可能在研究相同的文件，但是他或她却与“新几内亚的民族志学家，研究玛亚征服之前的考古学家，观察黑猩猩社会行为的研究家，以及在当代曼哈顿研究韩国人杂货店的都市人类学家”有着类似的目的和问题。历史人类学家趋向于在地方性区域提出大问题，并在跨文化比较的框架下研究该问题。因此，珍和皮特·史奈德（1996：3）在西西里开始研究出生率下降和阶级意识形态问题，他们如是说：“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人口历史上出现的戏剧性事件和灾难，以及后人如何评说，乃本研究最广义之旨趣。西西里一社 区于1860至1980年间人口之消长，乃本研究最狭义之关注。”虽然，关于人类学与历史的密切关系已有众多著述（孔Cohn 1962，1980，1981；戴维斯Davis 1981；亚当斯Aderns 1982；萨林斯1983；克兹奈特Kertznet 1986；麦笛克Medick 1987； 彼尔思科Biersack 1989，1991；罗瑟柏雷Rokseberry 1989；凯劳格Kellogg 1991；考码罗夫和考码罗夫Comaroff 1992；西尔维曼和格利夫Gulliver 1992；德克斯Dirks 1996），但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很少谈及。有一种含糊其词的说法想当然地认为，历史人类学就是通过文字资料重建一个社会的过去。但这些资料是些什么？怎样评估和使用它们？那些自称历史人类学 家的人做的事与历史学家有所不同吗？或者与那些自称为民族志学家的人也有所不同吗？如何在资料馆里做田野工作呢？
当然，历史田野的方法是由询问特殊问题来塑造的。雷那多·罗塞尔多（1980）主要依靠口头历史，来探索菲律宾卢桑北部伊隆哥特猎头们战争文化的建构。布莱特（Brettell）（1986）和奈廷（Netting）（1981）使用了残缺不全的记载，分别调查了一个葡萄牙村庄和一个瑞士山区社区两、三个世纪的人口统计模式和亲属关系。科兹（Kertzer）（1984）使用了同样的方法研究了过去整整三十年间意大利中部的家庭结构。萨林斯（1981，1985）把神话的分析和历史资料的分析相并置，探讨对库克船长之死（于1779年被夏威夷土人杀害）所做的主客位解释之区别。孔博纳（Bernard Cohn，1987，1996）在资料馆里做了毕生的田野工作，接触了大量的资料来源（各种法规法典，统计明细表格，官方调查，其他已发表的报告，游记，报纸，管理档案，以及博物馆展览细目等），这些文本可被解构以反映印度殖民社会的本质。最后，马勒·帕沃斯（Marla Powers，1986）使用了传记的方法和生活史来记载奥格拉拉·萧克思（Ogla la Sioux）女人的生活变迁。
在本章的最后，我将进一步讨论这些不同的历史方法。我开始讲资料来源，以及人类学家怎样使用资料来研究家族史，人口统计史和政治经济史。我特别注重应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注重宏观和微观的历史方法之区别。随后，我讨论生活史和口头史。然后，我将简要谈及可被用于历史人类学的其他来源和方法，特别是物质文化和影视表现。结尾时我将考虑民族志田野工作与资料研究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把过去与现在联系在一起。这次讨论有两件事十分明确：（1）来源，方法，分析模式，理论最终是不可分的；（2）只有通过考察历史人类学家的作品才得以学习其研究策略与方法。查尔斯·笛利（Charles Tilly，1981）和泰德·斯高 泊（Theda Skocpol，1984：361）对于历史社会学所做的宣言也同样适用于历史人类学：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
资料性证据：评估的来源
在民族志史研究的早期，像布鲁思·特利格（Bruce Trigger）一样的人类学家严厉地批评了在使用资料性证据时缺乏严谨的态度。“他们孤立地看待资料，全然不顾当时的场景，也不去判断记录者的偏见和能力。其结果导致了资料使用过程中的傲慢与无知，职业历史学家对此不屑一顾（1976：12）
那么，怎样才能具有批评眼光地评估资料来源呢？皮特（Pitt）写过《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对于历史资料来源的使用》（1972）一书，内容简明扼要，对于使用资料的介绍十分有用，尽管有点陈旧。他猎涉了大量的资料——来自公众和官方的、宗教的、社会机构的，商业和公司的来源，私人信件和数据银行——也猎涉了批评分析的方法。当人类学家涉险进入资料时，他们必须了解和应用历史学家应用的同一评估标准来确认资料性证据的可靠性。该标准包括评估观察者的社会地位、智力和语言能力；可能影响观察的态度；所有列入的和省略的内容；针对的读者、撰写的动机以及叙述的风格。
然而，历史人类学家对于使用资料还有额外的问题。存在这些问题通常是因为他们了解当代民族志、民族中心主义、殖民境遇中的权利政治、以及局外人理解他文化之困难。大多数历史人类学家在他们为之撰写历史的民族中间做过田野工作，他们的认识是来自于这种民族志的知识，并以此来评价观察者（留下文字记载者）获得的某种文化理解。斯德特温特（Sturt evant）（1968：158）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位历史学家在1944年写了关于森密诺尔（Semin ole）领导人寇库齐（Coacoochee）（野猫）于1837年穿过狭小的监狱窗户从奥古斯丁堡逃跑的事件，他怀疑野猫用“药草根”减轻他的重量才从缝隙中挤出去的说法。斯德特温特认为，巫术的知识和现代森密诺尔人的信仰使得人类学家会“接受这个细节为可靠的说法。”这里的问题不是关于药草根是否有上述的效力，而是关于一个特别的主位解释，对森密诺尔人来说是正当的，因而亦是一种清楚的历史事实，可以作出不同的学术判断。
民族志知识也可有助于评估可列举的资料来源。舒麦克（Shoemaker）（1992）提到了家庭历史学家面临的方法论问题，他们用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美洲土著的家庭结构。她还特别试图把土著美洲人放入欧洲美洲人的模式，使用可列举的数据检验政府关于再安置和再组织政策是否成功。翻译问题也是具有意义的，尤其是在处理关系的问题上。她争辩说，人口普查的数据对于切诺基（Cherokee）可能比对于那瓦尤（Navajo）具有更高的质量，因为他们的英语程度更好，更容易与欧洲式美洲文化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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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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