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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经过深思熟虑，在本书的研究中积极采借了国外老年人类学的“生活过程”理论作为自己的分析框架。采借西方学者开发的理论框架进行中国本土研究，这可以说是中国人类学家的一个聪明的研究策略，实际上，这样做也是需要谦虚的精神、精到的研究和纯粹出自于学术的考虑，既不应是“拉大旗、做虎皮”,也不应是偷懒或随意的敷衍。归根到底，这是因为生活过程理论在本书作者看来，乃是比较适宜于用来研究社会变迁的理论框架，采借它比较有利于实现本课题所试图接近的学术目标的要求。在我看来，这种积极采借的态度和很多年前吴文藻先生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在中国积极导入功能主义人类学时的姿态如出一辙。对于多少具有“舶来”属性、晚起后进、需要急起直追的中国人类学而言，此类基于全面了解的采借将有助于中国人类学家得以在相同的学术话语层面与国际人类学进行直接的对话。通览全书，读者不难发现，在这一项具体实证的田野民族志的研究中，尤其是通过对一个中国乡村里的社会文化脉络和老年人日常生活及其实践活动的诸多细节的详细描述，作者很好地表述了他的“文化观”和“老人观”,也几乎是在不输于国外学者的水准上深入讨论了老年人类学所关心的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从而也为今后老年人类学进一步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提示了一个来自中国、可靠而又富于创意的中国本土个案。既有中国个性，又有国际水准，这就是我对杨晋涛这部老年人类学性质的民族志专著的基本评价。
本书反映出作者曾系统地接受过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专业教育和训练，同时在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实践方面，也拥有较为丰富的经验积累。通过在四川省一个普通乡村--汤村进行的颇为标准的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研究等，杨晋涛“发现”了许多来自田野的事实，进而以这些事实为基础，他细致地描述和深入地分析了汤村老年人的生活。
作者生动描述了汤村老人们的“衰老过程”及其正在经历着的乡村各种变迁的具体情景。在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已经导致出现“过疏化”现象的汤村，老年人必将经历的一系列人生大事均可以成为他们逐渐走向衰老、“成长”为老年人的标志性事件，诸如为儿子操持结婚、分家（包括家屋的代际分配、析产、分灶、户口门牌的区分）、成为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成为诞辰寿礼上的寿星、“称粮”（失去劳动力，开始由诸子绝对对等地负担和供养）等，其中分家和称粮最具有重要性，前者意味着家庭发展的周期性裂变及其伴生的父辈权威地位的弱化，后者则是社区、家庭和当事人对生理衰老过程的一个最为明确、简洁的相互确认，也可以说是乡村文化对衰老的认定。汤村的养老方式除了称粮，还有“吃转转”、“各养个”、“独子不分家”、“招郎”等，通过对上述诸多习俗性赡养制度的研究，作者阐明了老年人的生活和其家庭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而揭示出在乡村“孝道”的行为结构中蕴含着的乡村“人观”原理和代际人际关系原则，这里所谓“人观”是指乡民们对“理想的”（或像样的）老年人和“孝顺的”晚辈所分别持有的乡土观念或基于孝道意识形态的判断和想象，而所谓代际人际关系原则，则主要是指晚辈“供老人”的义务和老年人“公平”（不偏心）对待子女的责任之间的对应关系。杨晋涛认为，如果家庭内部代际关系中晚辈的赡养义务和老年人的公平责任基本上是均衡的，那么，老年人晚年的“物质生活”就可以得到基本保障；此种物质方面的保障构成了乡村孝道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乡村孝道还有进一步的表意或象征层面，诸如“尽孝心”的馈赠和“言语”上的尊重等。
虽然社会变迁和乡村诸种习俗之间综合作用的结果，确实是导致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而代际冲突和交流的阻隔也使乡村老年人的受尊重感有所降低，但乡村文化通过对孝道和“尊老”行为的强调，也多少缓解了老年人的不满和失落。在乡村的孝道结构中，其实也预留了老年人作为行动者能动性地参与建构其生活连续性、甚至进而参与建构乡村日常生活秩序的空间。老年人拥有一定的“资源”可以支持自己对晚年生活的某些安排，诸如情感资源、习俗资源、社区舆论资源等。老年人通过“能做”（勤劳）、“有本事”（能力）和情感等方式对家庭生计和家庭关系的成功经营，不仅可以很自然地转化成为他（她）们晚年生活的“资本”,同时也构成他（她）们在老年人“圈子”（亦即所谓“同期群”）或乡村社区内“声望”的源泉。较为智慧的老年人一般总是善于利用或借重家庭内的感情因素，包括祖孙间的感情纽带，培养、适当地表达或控制表达感情，都是可能被老年人用来建构有利于晚年生活的策略。
在汤村及周围乡村，既有村民委员会下设的“村老年协会”作为解决和老年人相关的纠纷、宣传和促进老年人权益保护的准官方机制，更有以“打牌”为主要活动内容、亦即作为娱乐场所的“老年协会”,应该说它们对于保障老年人在乡村社区层面的群体性活动和基本权益都是非常正面的。在超出家庭层面的社区，老年人的圈子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虽然圈子内也会有涉及声望的各种竞争，虽然老年人确实更像是弱势群体，但老年人的圈子却在乡村有着相应的影响力。例如，它会通过“辈分”原理和养老习俗等来维持老年人在社区内的权威和利益，也会为老年人的“说空话”（发牢骚）、“摆龙门阵”（聊天）和“打牌”（通过打麻将交流和娱乐）提供基本的支撑，并促成甚或控制一定的社区舆论，实际上，它意味着老年人作为一个群体而在乡村社区里“若隐若现”地存在。虽然在老年人的圈子中，不同个体的地位、声望、影响力多少会基于其家庭经营的成败、个人性格和各种日常生活实践而有相应的差异，但老年人在圈子内的各种活动，均具有社会交际、适应变迁、彼此认同、获得声望等方面的意义，它们均与其晚年生活所必需的积极因素和意义有关。此类圈子为老年人提供的活动空间，通常是家庭所不能提供的。
杨晋涛在本书中对于汤村老年人的“走庙”活动进行了深入分析。所谓走庙，亦即参与以乡村庙宇为舞台的各种民俗宗教活动，在汤村及周围乡村，走庙基本上是老年人的群体性行为，它在村落及跨村社区（地域社会）的层面上展开，并形成了某种轮值互访的体系。作者把走庙看作是老年人适应、进而参与和创造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途径之一，的确，如果我们把乡村民俗宗教的复兴视为是“传统”的再创造，那么，推动此种复兴和民俗宗教再生产、再创造的主体正是乡村的老年人群体。在汤村，老年人走庙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它是为老年人自己创造出社会交往的空间和各种可能性的有价值的活动，通过走庙及相关的请佛、念经、唱“佛句”（近似于一种地方歌谣）、摆龙门阵、娱乐等诸多活动，老年人可以克服因为家庭代际交流缺失而产生的孤独感和落寞感，换言之，走庙具有让老年人“宽心”的效果。经常相约一起走庙的老年人、特别是在女性之间，能够因此形成更加亲密的同期群关系，这在她们的相互称谓中有所反映。老年人群体的集体记忆、彼此交流和相互倾诉的需求以及他（她）们对过往生活和传统价值的眷恋、怀旧等，均是促使乡村走庙行为日益兴盛的动机，很多老年人也由此重新获得了晚年生活的乐趣和意义。其次，通过重温他（她）们的信仰及其与神圣世界建立起来的联系，老年人也能够从其与超自然存在的精神关联中获得必要的心理慰藉。实际上，老年人晚年生活将不得不面对的病痛、残障乃至死亡，正是他（她）们比乡村任何其他年龄组群都更加关心“来世”、并寄托祈愿于民俗宗教的更为内在和深刻的缘由。再次，在走庙活动中被反复吟唱的“佛句”,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老年人的文化表述行为，其内容多为对苦难人生的复述、“劝善”和涉及孝道的说教，它们无疑都是以重建和强化乡村的孝道意识形态为指向的，老年人在此种利用传统资源而对现实生活秩序的建构中，由于利益直接相关，自然也最为积极。总之，通过走庙之类集体性的活动和实践，汤村老年人不仅以年龄相近的同期群为基础建构起了具有各自主体性的同好者圈子，彼此间形成认同感，甚至还初步形成了某种准民间组织的形态；进而正如本书作者指出的那样，他（她）们作为具有接纳变迁和改进自身生活及其社会地位之能力的主体，由此也参与甚或形塑了乡村社会的部分变迁，并在乡村孝道意识形态的重建和日常生活秩序的形式和意义建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老年人的走庙活动不仅是乡村民俗生活的一道风景线，同时也是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和丰富自身晚年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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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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