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祈雨活动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是上至君臣下至百姓的一件大事。祈雨仪式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其全民性。女性是祈雨活动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本文就其特殊角色进行了民俗学解读。
关键词:华北;女性;祈雨;民俗
中图分类号:K89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03)04-0044-04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干旱是人类最大天敌。据有关资料统计,因干旱造成歉收乃至绝收的情况,远远超过风灾、雹灾、蝗灾以及洪涝灾害等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为天灾之最。仅以明代为例,据《明实录》记载,在有明一代,惊动朝廷的大型旱灾就多达703次,平均每年2.6次,至于州县级的小旱更是不胜枚举。就像在方志中我们很容易找到有关祈雨的习俗一样,在皇帝起居注一类的老档中,我们也很容易找到皇帝因干旱命地方大臣祷雨或自己亲率大臣祷雨的记录。可以说,祷雨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已经成为上至君臣下至百姓的一件大事。这是因为旱灾所威胁的决不是人类的某一个体,而是整个社区、整个地域甚至是整个国家。祈雨仪式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具有全民性。
据研究,华北地区的旱灾具有明显的节律性。一般的旱灾主要发生在春(4-5月)、初夏(6月中上旬)、伏(7月上旬—8月下旬)、秋(8月下旬)四个季节,而以春旱所占比重最大。因此,一进入4月,从远处吹来的阵阵燥风就会告诉人们:令庄稼人胆寒的旱季已经到来。
随着旱季的到来,祈雨活动也被人们提到议事日程,非常状态下的人们,从三岁稚齿到八十老翁,几乎所有人都受到了来自社会的重新“格式化”,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人群在新的社会规范下得以重新组合。
这时的人群被分成十分单纯的两大部分:女人和男人。其中,女人无形中又被分为女人和纯阴者,男人则被分为祈雨者与常民。他们在祈雨过程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发挥着不同作用。
一、历史上的女性祈雨
女人是祈雨活动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整个祈雨过程中,特别是在祈雨仪式的关节点上,大多数地区的女性始终处于一种回避的状态。我曾在一个正在举行祈雨仪式的村落问过几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你们为什么不去庙里祈雨?”她们羞红了脸对我说:“我们一去就不灵了”。在田野作业过程中,我也曾多次就祈雨问题调查过许多老妇,但她们所能告诉我的,也都是一些极其常识的问题,因为她们没有参加过正式的祈雨。
为什么女人一定要回避祈雨呢?
从古籍中我们不难看到,古代并不乏女人祈雨的先例。《左传·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杜预说:“巫尪,女巫也,主祈祷请雨者。或以为尪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谓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礼记·檀弓下》也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久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欤?’‘然则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于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可见,焚巫曝尪,在春秋时乃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祈雨仪式。焚巫最早可能起源于远古的曝巫,据《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杀之。在丈夫(国)北。以手障其面,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袁珂先生认为这是一则关于古代曝巫求雨风俗的实录。为什么要曝巫求雨呢?古人认为,巫是天人之际的使者,而雨掌管在神灵的手中,曝巫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些痛苦难捱的巫师,让天神了解下界缺雨实情,从而普降甘露。
尽管人们对巫尪的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便是“巫”与“尪”肯定具有某种极为密切的联系。在特定条件下,“巫”就是“尪”,“ 尪”就是“巫”。因此,史书上往往“巫”、“ 尪”并提,她们很可能都是女性。
事实上,远古的巫师并非都是女性。人们习惯上称女巫为“巫”,男巫为“觋”,既然巫分男女,为何祈雨中只焚女巫而不焚男觋呢?推其原始,焚巫之俗很可能与母系社会的社会制度有关。在女性专权的母系社会,女性首领既是氏族内部政经大权的掌管者,同时也是祀神仪式的主持人。在先民眼中,女人是世界万物的繁衍者,即是神(考“神”之本意通“申”,即繁衍万物的意思)。她们具有沟通人神天地的本事,所以包括祈雨活动在内的许多宗教仪式,只能由她们主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女人既是一方首领,天罪下界,理应由她承担。因此,每遇大旱,统辖一方的她,就免不了充当替罪羊的角色,替民求雨。当然,史料中我们所看到的焚巫,至多只能说是母系社会世风的残留,因为那时历史已经进入父系社会。随着母系社会的崩溃和父系社会的到来,这一历史使命责无旁贷地落在了男人肩上,男人代替了女性在历史上所充当过的角色。《吕氏春秋》中汤祷故事所表述的正是这样一幅史影。
以虐女方式祈雨的做法一直持续到汉代。但时代毕竟已经进步,焚尪又被改回到了原始的曝尪。汉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就对这一习俗进行过翔实记载:“春旱求雨,……暴巫尪,期八日。……秋,暴巫尪,至九日”。(注:董仲舒.春秋繁露·同类相动[M].)与其他风俗志有所不同的是,《春秋繁露》的作者并不是为记录而记录,而是想以此为例,证明其天人感应说。董仲舒为祈雨祈晴设计出一套行为模式,即:“凡求雨大礼,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乐神。”反之,祈晴时,“令县邑以土日塞水渎,绝道,盖井,禁妇人,不得行入市。”这是因为天人之间是相通的,这一相通非常鲜明地体现在了天人之间的阴阳互动上,即所谓“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应之而起,其道一也。”说得再明白点儿就是女为阴,男为阳,天久旱不雨,必然阳气盛而阴气衰;而天久雨不晴,则必然会阴气衰而阳气盛。所以祈雨时要闭诸阳,纵诸阴,让男人躲起来,让女人出来娱神助阴,而止雨时则将女人藏匿起来,让男子到社上祈晴。女人祈雨在中国历史上盛极一时除上古留下的传统外,与后来汉代董仲舒的极力提倡不无关系。
在现代社会中,祈雨前后,女人的境遇是完全不同的。祈雨之前,女人一直是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的,她可以做女人该做的一切,即或在社首正式宣布祈雨之前,热心的女人们还可以东走西窜,为祈雨化缘要布施。但一旦决定祈雨,女人的活动就像被卡了壳的钟表,立刻停摆。这时的女性再不能抛头露面,更不得窥视男人为祈雨所做的一切。对于男人忙碌着的祈雨,女人只能回避。她们既不能邀自己的男人回家,也不能给男人做饭,在这方面,女人即使付出好心,也决不会得到任何好报。祈雨过程中,祈雨者不能回家,更不能接近女人,只能住在龙王庙的东西禅房,那里有住的地方,也有伙房。这种性禁忌一直要维持到祈雨结束。
女人在祈雨过程中受到如此冷遇,通常被认为是女人身子“不净”。有人说:“女人身子是半月干净半月不干净,龙王爷爱干净,所以不要女人参与。”在中国,女人不净的观念由来已久,并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女人在进入非常时期或人生的某些关节点时之所以多穿红用红——如出生时戴红兜肚,结婚时穿大红衣裤,过生日或过本命年时扎红腰带,都是以主动出击的方式抵制不洁与邪恶。特别是女人来月经或是生孩子,更是不净中的大不净,处于这一时期的女子是绝对不能近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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