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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云南省把田丰作为对云南有特殊贡献的艺术家来进行表彰，云南的一个编导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把奖金送到田丰家里。他的太太第一句话就跟他说：“你们千万别跟我提云南，一提云南我的心情就不一样了。田丰如果不去云南，他不会死的那么惨。”
田丰的儿子田孝峰告诉施雪钧，因为忌讳云南，直到现在他们家里从来没有任何田丰的影集。他们家搬了很多年，10年来田丰逝世前在云南整理的12箱遗物，拿回来之后是一直储存着，没有打开过。
在遭受了事业失败的沉重打击之下，田丰回到北京，儿子看到他已经不成人样，他说：“爸爸，你再也不要回云南了。”当时田丰抱着他的儿子大哭：“我再也不去云南了。”但是他在临终前的一个月，说：“我的病很快就好，好了以后我还会回到云南，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刘晓津的小镜头大情怀
田丰传习馆的兴衰始末被刘晓津的镜头完整记录下来了，因此，那段历史才有了权威和客观的呈现，而不至于成为百口莫辩的是非之争。
1994年夏天，田丰传习馆开办半年后，云南电视台专职纪录片编导刘晓津因工作机会走进了传习馆。那时她根本不会想到，人生因此而发生360度改变，仿佛是命中注定。
“走进传习馆，我看到一群穿着民族服饰的农民在那儿又唱又跳的，他们所展示的激情四溢的歌舞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当场很多人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包括我自己。”刘晓津描述当时的情景。身为纪录片导演，她跑过云南很多地方并且自以为很了解云南，但从来不知道云南有这样好的民族歌舞。
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刘晓津一直设法使自己的纪录片拍摄和田丰传习馆的发展联系在一起。1996年底，她得到云南电视台的支持，开始拍摄《田丰和传习馆》，这部纪录片拍摄和后期制作花了10多年时间。这期间，刘晓津与田丰和民间艺人一起经历了一个梦想破灭的全过程。
“我常常不得不面对和思考处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少数民族文化问题。我对中国农村社会的了解，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现状的了解是从跟拍田丰传习馆开始的。”刘晓津告诉本刊记者。在多次跟随田丰下乡寻找民族民间艺人的过程中，刘晓津才第一次接触到云南民族文化遗存的真实现状，它真正如田丰先生所说的那样：第一次去，村里还有这个东西；第二次去，村里人不愿演不愿唱了，说是封建迷信或者是要钱；第三次去，老人死了，那些东西再没人会弄了，人亡艺绝的现象比比皆是。
刘晓津拍摄了田丰生前最后一个镜头，直至他悲伤而绝望地离逝，一切似乎戛然而止，田丰的人生谢幕了，纪录片《田丰和传习馆》的镜头也定格在历史的缝隙里。拍摄《田丰和传习馆》让刘晓津与传习馆的命运有了密不可分的交点。沉浸在悲伤中，她常常从梦里惊醒。“严肃的纪录片都是直面社会现实的，我悲伤得不想再拍纪录片了。”刘晓津对本刊记者说道。就如当初田丰与云南民族文化保护结下生死结一样，她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背负
当传习馆面临解散的时候，田丰竭尽全力挽救，他对民间艺人说要以传习馆为家，一旦走出传习馆，就会被社会吞没。但是大家并不相信他。“传习馆倒闭后，大家到社会上去磨砺，结果伤痕累累，才意识到田丰老师说的话非常对。社会太强大，个体太渺小。”刘晓津告诉记者。
2000年6月至2004年，在田丰传习馆学习了7年的师生分散到社会上的各种演出团体。“刚开始他们被各个演出团体争夺。”刘晓津说道，他们到过云南旅游歌舞团和世博园歌舞团，但老板们发现通过他们的表演来卖票挣钱很困难，就找了各种理由不要他们。除了少数人去了云南省做旅游歌舞，大多数人又回到了各自的家乡。
而这段时间，刘晓津正在云南电视台的编辑机房里忙着《田丰和传习馆》的后期制作。
从2002年开始，传习馆的民间艺人经常给她打电话，诉说痛苦。哈尼族小伙阿牛在湖南的一个旅游度假区跳舞，全是客人喜欢什么老板就叫他跳什么。“如果田丰老师的传习馆还在，哪怕是一个月200块钱我也要回来。”在电话里头，他跟刘晓津诉说着。在贵州打过工的花腰彝姑娘普艳芳也有同样的遭遇，在老板的要求下跳印度舞给客人看。
他们是优秀的民间艺术家，却被社会的大潮卷入了深渊。经历了才能如梦初醒。“才意识到他们作为民间艺人所需要的尊严和理解，只有在传习馆和田丰先生那里才能够得到，并且如此纯粹。”刘晓津说道。
在他们眼里，刘晓津是一个最真诚的倾听者，而他们似乎把她当做了另一个田丰。为了能让这些民间艺人找到一个组织，刘晓津决心创办云南源生坊民族文化发展中心。
家人以为刘晓津疯了。当时，她正处于事业上升发展的时期。“田丰老师那么有名望都做砸了，你又不是搞音乐的，你怎么做？再说你拍摄纪录片已经十几年了，突然放弃做源生坊，值不值？”家人的质问让刘晓津犹豫过，“可是当民间艺人打电话来跟你诉说的时候，心就软，源生坊还是要试一试。”
“少数民族文化处在一个很弱势的地位。田丰老师悲痛离世，民间艺人彷徨无助。当我的职业和他们的求助发生冲突的时候，我选择了暂时不拍纪录片。”刘晓津的决定和选择让她从纪录片导演彻底转化为社会工作者。
源生坊的苦难与光荣
刘晓津吸取了田丰的教训。她改变了田丰拉赞助养学校的生存方式，而是让艺人回归本乡本土。“让老艺人生活在农村，可进可退，不会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他们在村子里利用农闲时间教给年轻人民族歌舞，而我在城市里则尽量给他们找演出的机会和平台。”刘晓津跟本刊记者描述她的源生坊传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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