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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果说瑶族现有的姓氏制度乃由汉姓与本土姓氏在涵化中重组而形成的话，那么瑶族近现代所行用的字辈制则可算是比较单纯的文化采借物了。字辈是典型的汉文化因子，它旨在用不同的汉字来作为同一氏族或世系群中不同辈际的个体们的共同辈份名，这些汉字在音义上构成成组的循环链，以便标定该姓族或世系群中的代际继嗣关系。据笔者的初步考证，汉族的字辈制度到晋末时在行用上已形成规模，而其起源的时限则当早于晋末，大概在春秋战国时代即已萌生。至于它在华南地区民族中的传播，时间上就更为晚近了。自宋代以降，我国南方一些非汉民族，先后接受了汉族的字辈并经过一定的改造，使其成为本民族个人命名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先接受汉族字辈制度的民族有白族、侗族、壮族、瑶族等。瑶族中行用汉式字辈的主要是盘瑶支系，有关其他支系行用字辈的报道目前还极为罕见。据调查，盘瑶各世系群中大都有固定的字辈系统供其子子孙孙轮换使用。在采借了这一制度的盘瑶社区里，字辈系统因世系群的不同而各有差异，而且并不因汉姓相同就一定会有相同的字辈系统。如广西防城一个以盘为汉姓的世系群的字辈是“家国常开泰、善良必永昌、云初从太启、世泽袁传芳”20字，而泰国清迈的一个以盘为汉姓的世系群的字辈则只有“有贵福文”4字可供轮回使用。赵姓的情况也与此相类似，如广西兴安的一个以赵为汉姓的世系群以“富贵荣华启，家支永长春”10字作为字辈，而湖南新田的一个同以赵为汉姓的世系群则以“福正天子久远春、富贵仁文开国兴”14字为字辈。与此同时，广西大瑶山的盘瑶赵姓中有大小赵之分，虽同以赵为汉姓，但字辈却不同，小赵仅以“明成文春进”5字作为排辈之用，而大赵的字辈则用“如得生有进才至”7字来轮回，故前者又称为“五代赵”，后者称作“七代赵”。（16）
字辈在盘瑶中的使用仅限于书名，在其幼名和法名中均未发现有行用字辈的现象。书名、幼名和法名在使用场合上各有区分，幼名主要在当事人未成年或未就读于学校之前使用，但当事人成年或有了书名后，社区内部分与其较为亲近的长辈或平辈年长成员仍可以幼名称之，表示亲热，法名一般要经历成年礼“度身还愿”后才能获得，而一旦获致，则成为当事人余生各种重要礼仪场合中的正式用名。书名，顾名思义，主要用于就学和与异族交往的场合中，正是字辈和汉式姓氏及本名三个基本要素一起构成了每个个体的书名。
字辈制度系从汉族那里采借来，这是勿庸置疑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瑶族对这种移入物，根据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和需求作了适当的调整，因而瑶族人所用的字辈系统与汉族的相比较起来虽有大同，却仍存小异。例如，与汉族相比，瑶族各世系群的字辈系统中，字数较少，循环周期较短，最常见的一般为4至10代，而汉族的字辈则一般多达30代以上，最少者也都在10字以上。据笔者在贵州盘瑶社区的调查所闻，当地瑶族长者多次提到，他们以前曾直接从汉人那里借用过20代以上的字辈系统，只是由于太长不便记忆，才改成现在所用的以5－10字为主的短字辈。其实这种调适性的变化除了瑶族长者们已作主位解释的原因外，主要是由于瑶族继嗣群规模较小所造成的。由于迁徙频繁，瑶族不可能形成象汉族定居农业社区里那样集中性的规模庞大的继嗣群，因而他们一般没有必要使用20代以上的长字辈而只需行用与其继嗣群平均代数相对应的短字辈系统就足够了。与此相关的是，既然瑶族的字辈系统多为短字辈，字数较少，因而从整体上看瑶族字辈系统中可供选择的字也就必然为数不多。由于选字面范围有限，各汉姓和世系群中的字辈用字重叠率非常之高，其中尤以有、贵、福、文、进、元、财、金等字眼为甚。竹村卓二先生认为这是由于上述特定的汉字因“亚姓”组织发展起来以前很久的时期即已被选择为瑶族的字辈而且组成完整的一套系统而造成的。（17）对此，笔者仍存疑义。笔者认为，这种高重复率的形成，究其原因，除前文已谈及的继嗣规模外，还有心理上的趋众因素，向往发财致富、昌盛兴旺是任何族群中都会有的集体潜意识，对于长期生活在艰辛处境中的瑶族人而言，这样的愿望或许还更强烈些，他们把自己的共同愿望寄寓在子子孙孙们的字辈里，于是造成了有关发财致富、繁荣昌盛等方面的字眼在各姓氏和世系群的字辈中出现高相同率的现象。
字辈与汉姓一样，在瑶族中经过长期的行用以后，已经内化到了瑶族的社会文化体系中，被瑶族人体认为他们自己的文化因子了。与借入的汉姓相比起来，借入的字辈与瑶族固有的社会结构的结合似乎更紧密些。因为它与具体的继嗣群实体有机整合起来，担当了实际的社会文化功能，其功能对外主要在于在文化外形上与汉族达成趋同，便于与其维持共生关系，维系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对内则主要体现在区分世系和辨认宗亲从而维持社会内部的有序化和整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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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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