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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民族志作品中，通常在一开篇就是对作者田野工作过程的描述，作为自己所进行之研究的合法性的论证。而这种通常会显得非常冗长的背景叙述对于一个不熟悉人类学行内习俗的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罗嗦。
[2] 有人指出这其实不过是一种历史上的巧合而已，因为创立现代人类学田野工作规范的马林诺斯基乃是将他自己在南太平洋岛上的调查经验作为一种要求而予以了推广。
[3] 古塔、弗格森：“学科与实践：作为地点、方法和场所的人类学‘田野’”，见古塔、弗格森编：《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和基础》，骆建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3页。
[4] George Stoking, Jr., 1992. The Ethnographer’s Magic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Madison: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pp282.
[5] 哈登在剑桥大学获得自然科学学位后，即于1879年在那不勒斯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动物学田野调查。十年之后，他才把在那部类似使用的调查方法转化为社会人类学术语，寻求解释人类物种适应地理条件的多样性，呼吁对单一的部落或者人群的自然聚集进行详细研究。
[6] George Stocking, 1992, pp21.
[7] 库克利克：“伊斯梅尔之后：田野调查传统及其未来”，见古塔、弗格森编：《人类学定位》，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58页。
[8] Joan Vincent. 1990. Anthropology ad Politics: Visions, Traditions, and Trends. Tuscon: Univ. of Arizona Press. Pp106.
[9] 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解了人类学田野工作作为一种方法和方法论的独特意义，及其对于学科自身的价值。
[10]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早期人类学的发展与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等历史大背景紧密相关，也受到当时普遍流行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思潮的深刻影响。
[11] 自196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人类学家开设转为研究西方本土社会，之后，都市人类学研究也得到了发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研究所关注的似乎仍然是与研究者所熟悉的人群不一样的都市中的“边缘人群”，如流浪汉、吸毒者、艾滋病患者、同性恋等亚群体。
[12] 翁乃群：“山野研究与走出山野：对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反思”，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
[13] Kamala Visweswaran. 1994. Fictions of Feminist Ethnography. Minneapolis: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14] Mary Louise Pratt. 1986. Fieldwork in Common Places. In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Marcus, eds.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Pp. 27-50.
[15] Roger Sanjek. Ed. 1990. Fieldnotes: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Ithaca, N.Y.: Cornell Univ. Press.
[16] 古塔、弗格森：“学科与实践：作为地点、方法和场所的人类学‘田野’”，见古塔、弗格森编：《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和基础》，骆建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17] 其中，也许对伊斯兰教的研究是一个例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研究伊斯兰教似乎更多的是放在穆斯林少数民族这个框架之下进行的。
[18] 当然，这些努力对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值得继续推动和关注的。不过，这里要强调的主要是在田野点的选择过程中的学科深层的一些理论假设。
[19] Joan Vincent. 1991. Engaging Historicism. In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Working in the Present. Richard G. Fox, ed. Santa Fe, N. Mex.: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Pp. 45-58.
[20] 库克利克：“伊斯梅尔之后：田野调查传统及其未来”，见古塔、弗格森编：《人类学定位》，华夏出版社，2005年。
[21] 古塔、弗格森：“学科与实践：作为地点、方法和场所的人类学‘田野’”，见古塔、弗格森编：《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和基础》，骆建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22] C·赖特·米尔斯著，陈强 张永强译：《社会学的想象力》，三联书店，2005年。
[23]参见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24] Marilyn Silverman &P.H.Gulliver. Appoaching the Past: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rough Irish Case Studies(No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转引自王明珂著：《羌在汉藏之间》，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
[25] 或许，除了历史之外，哲学也是人类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26] C·赖特·米尔斯著，陈强 张永强译：《社会学的想象力》，三联书店，2005年，第157页。
[27] 同上，第5~6页。
[28] 安德鲁·斯特拉森，帕梅拉·斯图瓦德著：《人类学的四个讲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
[29] 需要强调的是，指出人类学田野工作中的纯正级序问题并不是说反对再去遥远和边缘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而是提出要对这种田野点的选择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方法论自觉(awareness)。
[30] 费孝通：“继往开来，发展中国人类学”，见荣仕星、徐杰舜主编：《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14页。
[31] 古塔、弗格森：“学科与实践：作为地点、方法和场所的人类学‘田野’”，见古塔、弗格森编：《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和基础》，骆建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32] Mariza G. S. Peirano, When Anthropology is at Home: the Different Contexts of a Single Discipline, i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98, 27: 105-128.
原文载自《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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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类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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