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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冲击下，形成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并形成了两大阵营。一是唯本论，一是构成论。前者继承、修正了传统女性主义的理论，以解构主义为方法论，重新讨论女性解放的可能性。由于她们基本上承认男女是两个相对立的范畴，所以被称为本质论（即唯本论）。后者以解构主义为目的，否认“男性”和“女性”观念，认为两性平等观念是男权思维逻辑的延续，不能从本质上认识女性受压迫的问题，故被称为构成论。这两大阵营从发展伊始便争论不休，该论战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超文化的方法论，使我们认识到，任何一种政治要求都是文化的反映，女性主义也是如此。女性主义从本质上怀疑真理的可靠性，因此它从来就没有冒充过“真理”，女性主义是对现存文化权力结构明显不平衡状态的反抗。在女性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的同时，后现代主义也对人类学产生了冲击，引发了人类学家对自己的研究的反思。他们一方面反思自己的田野研究过程，分析自己怎样与研究对象（或研究协助者）发展关系，自己在哪些方面或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作为研究者的优越条件去影响自己的研究。另一方面，他们反思自己的写作性质，承认自己对所研究文化的写作是对该文化的“再表现”，与实际的文化有一定距离。以杰母斯·克利佛德（James Clifford）为代表的“反思性民族志”成为目前人类学家写作的主要趋势，受其影响，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也对女性主义民族志的方法进行了修正。
三、女性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学科特点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女性人类学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学科优势，不仅完善了女性学的学科体系、丰富了女性学的研究方法、推动了女性问题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且给人类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使人类学在女性研究方面获得了极大的突破；对“人”这一传统母题，获得了更加完整的认识，并进而重新对人类文化和人文科学进行审视，取得了相当规模的研究成果，形成了有自己特点的研究方法和较完善的学科体系。
（一）女性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女性人类学，实际上是女性学对哲学人类学方法论的借用，在未与哲学人类学结合之前，女性学面临着三重困惑：（1）女性学自身缺乏哲学素质，缺乏从分散到综合、从具体到抽象的桥梁与中介，不能形成良性循环，以达到学科的完善；（2）现有的女性学无法描述完整的女性，无法描述女性的存在整体；（3）无法从抽象意义上揭示女性作为人的存在本质。（注：参见禹燕：《女性人类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女性学面临的种种困惑，使女性学自身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思维圈，即一个由女性到女性的内循环思维圈。它使女性学在“女性”自我的圆圈中游弋，不能超越女性本身的局限，因而得不到真正的深化。同时，它又将造成一种新的文化隔绝，可能会使女性学偏离“人”的基点，使在批判男性文化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女性文化在一定意义上脱离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而成为一种与固有的男性文化相隔绝的文化，从而造成男性对女性学甚至对女性解放的心理冷漠。
为了解决自身的困惑，女性学找到哲学人类学——综合地研究人的存在及其本质的新兴学科，借用哲学人类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来完善并发展女性研究，从而形成了女性人类学。因其学科形成初衷的特殊性，女性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便具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
传统女性学的研究，是各个学科从各自角度运用自己的理论方法对女性所作研究的综合，是从各不相同的侧面对女性之谜的揭示；研究领域主要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心理学及人类学等；其研究方法主要有统计分析法、心理学实验法及比较分析法和定性分析法。但是，由于传统女性学的研究侧重于定量分析，所以前两种方法使用较多，而后两种方法则很少使用，其充分使用是在人类学与女性学结合之后。女性人类学在女性研究中十分注意运用定性分析法，因而使该方法得到了推广。参与观察、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相结合、个案研究等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都被借鉴进来。人类学界，特别是一些女人类学家对以往民族志中忽视女性且由男权代言女性的现象提出了批判，对以往人类学所表现的“人类文化”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并进而对人类学学科性质本身提出了质疑。她们提出了以往人类学仅仅是“男人学”的观点，倡导撰写“女性主义民族志”（feminism ethnography）；主张女人类学家以女性的视角进入到所研究的文化中解读女性，并参与观察，作大量的个案，真实地表现女性的生活面貌和观点意识，真实地反映所研究社会中的女性文化，真实地表现所调查社会中的性别关系。在定性分析中，她们最常用的一种观察法，就是“参与观察”；使用最多的形式，则是“个案研究”。
有关“女性主义民族志”的建立， 卡麻拉·维斯卫斯瓦朗（Kamala Visweswaran）、丽拉·艾布－庐古德（Lila Abu-lughod）、朱狄斯·史坦诗（Judith Stacey）、马格丽·沃夫（Margery Wolf ）、马丽灵·斯特拉杉（Marilyn Stranthern）等一大批女人类学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丽拉·艾布－庐古德认为，女性主义者在书写文化时应认识到“女性身份”（womanhood）只是一部分的认同（identity）。“只有逐渐认识到在相同中存在差异，本者身份（self）可能包含有多种认同，而他者身份（other）也可能是一本者身份的一部分，我们才可能超脱僵死的本者身份与他者身份、主观与客观的约束”。（注：Lilε Abu-Lughod：Can There Be a Feminist Ethnography，Womenand Performance，Volume 5，No.1，1990．）她认为女性主义民族志应该是：“所表达的声音应该是一位女民族志工作者倾听到的其他妇女的各种声音。我通过阅读有关妇女与写作关系研究的资料来坚定自己的信心。我希望以一种不是主导的方式来写作，写日常生活，写妇女对她们的社会和生活的看法，写彼此相关联的个人；研究个体，而不是一般化；以对研究对象的关心和同情而不是疏远的态度来写作，要参与，不要把自己置之于外。”（注：Lilε Abu-Lughod：Can There Be a FeministEthnography，Women and Performance，Volume 5，No.1，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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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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