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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15日，赵毅衡、赵宪章和傅修延三位教授齐聚江西师范大学，以“叙事、符号、图像”为切入点，采用会讲形式，探讨当下文化景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会讲”在古典学术中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在中国，如著名的“鹅湖之会”，就是于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发生在理学大师朱熹(江西婺源人)和陆九龄、陆九渊兄弟(江西金溪人)之间的一次辉耀史册的“会讲”。在西方，古希腊那些著名思想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学术思想，几乎都是在“会讲”或论辩中形成的。然而，在后来的学术发展中，这种有益的形式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学术思想因此变成了一种“独白式”的陈述。江西师范大学的“瑶湖会讲”复活了“会讲”这一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形式，是一桩非常有学术意义的事件。
此次“会讲”的三个关键词——叙事、符号、图像，概括了当今文化中非常重要、极具活力和学术生长点的研究领域。而这三个领域分别是三位主讲者的专业领域，赵毅衡教授是中国当代的符号学家，赵宪章教授对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有着独特的看法，傅修延教授是从事叙事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在此次会讲中，三位专家相互问难、自由切磋，在三个关键词中找到了共通的主题和思想潜流。
■陈 述
赵毅衡：什么样的谎言不是谎言
钱锺书是形式论的专家，他经常会发现一些很深刻的问题。比如钱锺书注意到陈琳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当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段落：“亦欲令陈琳作报，琳顷多事，不能得为。念欲远以为懽，故自竭老夫之思。”曹洪明明知道魏太子曹丕不会相信他这个武夫能写出文词如此漂亮的信，偏偏让陈琳写上：“这次不让陈琳写，我自己来出丑让你开心一番吧。”钱锺书认为这是“欲盖弥彰，文之俳也”。曹丕不仅知道曹洪不是为了弄虚作假，而且还明白他话里暗藏玄机；曹洪这样做不仅达到了弄巧却不成拙的效果，而且还让曹丕觉得自己也够得上与陈琳比一番聪明。这就是双方的共谋，是假话假听中的真话真听，这其实就是一个默契的游戏。
钱锺书进一步指出，这是讲述虚构故事的必然框架：“告人以不可信之事，而先关其口：‘说来恐君不信。’”我说出来你不相信，我接下来说的你肯定不相信，而且，这个构造有更普遍的意义：“此复后世小说家伎俩。”钱锺书还引用莎士比亚《第十二夜》中“如果这是舞台演出，我就指责假的绝无可能”来说明所有的小说实际上都具有这样的框架。发送者(作家)知道自己是在做戏，而接受者(读者)知道自己看的是假戏，也知道不必当真，这就是假戏假看——所有的小说家都享受了可以自由作假这个契约，接受者在此时则只要去欣赏作家的生花妙笔、演员的唱功和画家的笔法就行了。在这种情况下，“修饰”不是立其诚，而是以奇悦人。
《洛丽塔》虚构世界里的叙述者亨伯特教授，按他主观了解的事实性写出一本忏悔录，给监狱长雷博士看。忏悔录中说的事实是不是“真实的”？不是，这倒不是因为亨伯特教授的忏悔只是主观真相。但监狱长却当真了，认为这个忏悔好，并给出道德判断：“有养育下一代责任者读之有益。”“非事实性”是因为它只存在于这个虚构的世界中，在这本小说包含的世界里，亨伯特教授的忏悔不是骗局，这是一个虚构所包裹的“诚意正解型”传达。所以，一个假的东西往往可以包含正义的东西。我再举一个例子，《格列佛游记》是一个绝对的谎谈，格列佛必定说的是真的，斯威夫特说的是假的。读斯威夫特小说的读者不会当真，但听格列佛讲故事的“叙述接收者”必须相信格列佛的诚信。
日常生活中，说者可以在饭后茶余声明(或是语气上表明)：“我来讲一段故事”、“我来吹一段牛”。听者如果愿意听下去，就必须搁置对虚假的挑战，因为说者已经“献疑于先”。发送者说：“我来假扮一个人格，你听着不必当真，因为你也可以分裂出一个人格，如果你没有分裂一个人格，你就不能听。”然后他怎么说都无不诚信之嫌，因为他是在用一个虚设人格，与对方的虚设人格进行意义传达。所有的艺术都必须明白或隐含地设置这个“自首”框架：我来假扮一个人格，你也可以分裂出一个人格。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撒谎的问题。撒谎是虚构，是艺术想象。各种文化对撒谎的界定是否一致？“不同质”的文化，甚至同一文化中的不同群体，对于作伪、反讽、幻觉和虚构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文本“可接受”与否，因文化而异。在不同文化中，诚信的标准有较大差别，述真的符号方式却是相通的。
谋略通常是真与假、虚与实、有与无等几种矛盾对立面的转化，我们把这些谋略称为智慧。这种智慧得到称颂，通常是在“目的高尚”、符合“道”的宏大前提下，比如国家与民族利益等，因此当下谍战片大为流行。一个人很有谋略，我们的评价是“这个人很有心计”，含有贬义。艺术过于小道，不足以展现智力，所以就想象力而言，阿拉伯人最丰富，这让欧洲人都觉得阿拉伯人最会撒谎，确切地说，他们的确是想象力非常丰富。
中国文学艺术，一直是缺少智力美的盛宴，侦探小说、“理趣”诗歌、科幻电影都是凤毛麟角。所以，我们中国人从事艺术虚构时，都会有一个缺陷：对虚构进行想象的能力比较低。要是让中国的编导来拍一部情节复杂扑朔迷离的电影，很有可能就会拍成闹剧。对比一下《三枪拍案惊奇》与科恩兄弟的原作《血迷宫》，就可以看出这点。
符号到底说的是真相还是假象？我认为，符号应该是能说真相才能说假象。所以，各种密室形式的叙述，实际上是在承诺“我这个说的问题上是真的”。
这里还涉及一个事实性、虚构性叙述的问题。
事实性叙述不一定说出“事实”，但其期待接受者解读的方式是“事实性”的。所谓“事实”指的是内容的品格，所谓“事实性”指的是叙述的解读方式，这两者的区别至关重要：内容不受叙述过程控制，要走出文本才能验证，而解读方式却是叙述分析范围中的事。无论法律、政治、历史含有多少不确切性，接受者也要按照非虚构性的要求重构叙述，而叙述主体必须面对接收者的“问责”。
什么是“拟事实性”叙述？宣传、预言、谶言以及承诺，它们说的事件尚未发生，但要人相信，就不可能是虚构。因此，这些关于未来的叙述，是一种“拟事实性”叙述。叙述背后的意图，绝对不希望接收者把它们当做虚构，不然它们就达不到目的。广告也是“拟事实性”叙述，只不过广告还享有夸张的修辞特权。按照这个标准，叙述可以分为四类叙述：事实性叙述，如新闻、历史、法庭辩词等；虚构性叙述，如小说、戏剧、电影、电子游戏等；拟事实性叙述，如广告、宣传、预言等；拟虚构性叙述，如梦境、白日梦、幻想等。虚构还必须双主体分化，虚构的内层故事必须是“真实性的”。
麦克尤恩的小说《赎罪》以及由此改编的电影，其魅力正在于叙述者布里尼奥的叙述。布里尼奥从小冤枉姐姐、姐夫，姐夫因此进了监狱。布里尼奥长大后老想赎罪，她能做到吗？一定要做到，不然良心赎不了罪。布里尼奥的“赎罪”行为是作为“真实性的”事件出现的，但直到她年老时才说这一段是“虚构性的”，是她想象的故事。因为布里尼奥是在想象中跟姐姐见了面，实际上这个时候她的姐姐死了，姐夫也死了，所以，她答应赎罪、去赎罪，实际上是虚构的。年纪大了之后，布里尼奥觉得这是她一辈子的遗憾，因为赎罪不是一个虚构的问题，你要“赎罪”(向司法机关说明真相)，就必须做一个事实性陈述，而布里尼奥的陈述有的时候的确是“真实性”的，有的时候作为“真实性”的回忆出现，后来，叙述者出乎意料地承认是“虚构性的”，因为“事实性”叙述的主体不能分化，检举信不能为“叙述者代言”；她做不到，她只能终身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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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新网－文艺报 2011年06月27日 18:35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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