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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古代中国人宇宙图像中，时间与空间密切联系在一起。人生天地之间，凡百行事，都必须选择在合适的时空点上进行，方能吉利有福，反之则有祸而凶。所谓“敬天之纪，敬地之方”(《钦定协纪辨方书》乾隆御制序)，正是此意。堪舆、择吉(选择)、占卜等种种方术，极而言之，皆不外选择合适时空点以行事而已。就时间言，则为探讨何时可行何事，不可行何事，即各种吉凶宜忌之说。而历书(具注历)之性质与功能，也正须从此处人手去理解。
所谓具注历，通常主要指敦煌卷子中所见唐宋历书，以及传世之明《大统历》、清《时宪书》等，旧时《黄历》也可包括在内。因其中有大量历注而得名，以区别于出土汉简中所见之早期历谱。简言之，历书中必包含历谱成分，而仅有历谱则尚不足以构成历书。但实际上历书历谱中皆有历注，故并不能依据有无历注来区分两者。而建立有效区分此两者之合理判据，则为探讨历书起源、形成问题之重要技术关键。
历注可分广、狭二义。为日常行事选择合适时空点之各种吉凶宜忌之说可称为狭义历注。若就广义言之，则干支、节气、物候等内容世可视为历注。本文所论，但仅限于狭义历注。①
一 历忌之学溯源
大量历注内容的来源及理论根据，为古代长期流传于中土的历忌之学――并非只是讲忌，而是宜、忌兼讲。故历忌之学与历书起源问题直接联结在一起。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云：
吴门黄氏有宋椠三秣撮要，凡五十七叶，不题撰人姓名，又无刊印年月，而纸墨极精。考直斋书录解题载此书一卷，又一本名择日撮要林，大略皆同。建安徐清叟云：其尊人尚书公应龙所辑，不欲著名，即是书也。其书每日注天德、月德、月合、月空所在，次列嫁娶、求婚、送礼、出行、行船、上官、起造、架屋、动土、入宅、安葬、挂服、除服、词讼、开店库、造酒曲酱醋、市贾、安床、裁衣、入学、祈祷、耕种吉日，盖司天监用以注朔日者。其所引有万通秫、百忌林、万年具注秣、万年集圣林、会要稀、会同秣、广圣秣，大率皆选择家言也。郑樵艺文略有太史百忌林图一卷……今皆不传。此书又引刘德成、方操仲、汪德昭、倪和父诸人说，盖皆术数之士，今无有举其姓名者矣。
其中所引各种“今皆不传”之古籍，即为历忌之书;而自嫁娶至耕种各项择吉名目，大体皆为传世历书中所见历注之通常项目。钱氏提到《通志略》中有关书目，其实郑氏书目中所列历忌之书远较钱氏上文所提及者为多，兹举其较明显者如次，见艺文略六阴阳：
五姓岁月禁忌一卷
杂忌历二卷(魏高堂隆撰)
百忌大历要钞一卷
历忌新书十二卷
太史百忌历图一卷
太史百忌一卷
广济阴阳百忌历二卷(吕才撰)
选日阴阳月鉴一卷
广圣历一卷(晋苗锐集)
集圣历四卷(杨可撰)
万年历十七卷(杨维德撰)
历忌之书的踪迹，还可自宋代再向前追溯。《隋书》经籍志三子部五行类中著录有如下多种，显然与上述钱、郑两氏提到的各书有承传关系：
杂忌历二卷(魏光禄勋高堂隆撰)
百忌大历要钞一卷
百忌历术一卷
百忌通历法一卷(梁有杂忌五卷，亡)
历忌新书十二卷
太史百忌历图一卷(梁有太史百忌一卷，亡)
二仪历头堪余一卷
堪余历二卷
注历堪余一卷
堪余历注一卷
大小堪余历术一卷(梁有大小堪余三卷)
四序堪余二卷(殷绍撰。梁堪余天赦有书七卷、杂堪余四卷，亡)
“堪余”即堪舆，早见于《淮南子》天文训：“堪舆徐行。”《汉书·艺文志》数术略五行类有“堪舆金柜十四卷”，颜师古注引许慎云：“堪，天道;舆，地道也。”可知古人所言堪舆，本即后世“协纪辨方”之意，仍属历忌之学，第后世术家偏取“地道”一义，遂成专指择地相宅之类的术语。在郑樵艺文略中堪余别为一类，著录十一种，上引隋志书目之后六种皆在其中。
历忌之学的历史还可再向前追溯，大约在东汉时已十分盛行。王充《论衡·讥日篇》云：
世俗既信岁时，而又信日。举事若病、死、灾、患，大则谓之犯触岁月，小则谓之不避日禁。岁月之传既用，日禁之书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辩论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举事不考于心而合于日，不参于义而致于时。时日之书，众多非一。
所谓“时日之书”，即历忌之学。王充所说之日禁，即后世历书中择日择吉之说。所谓“岁月”则指据节令、月份而讲求的各种宜忌，又称为“月讳”，即上引郑樵艺文略中“五姓岁月禁忌”、“选日阴阳月鉴”之类，这在古时也很常见，如《荆楚岁时记》云：
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俗人月讳，何代无之，但当矫之归于正耳。
王充既愤于历忌之书盛行，乃论其较著者，欲“明其是非，使信天时之人将一疑而倍之”——但实际直到今日仍未克臻于此境。《讥日篇》共论六类历忌之书如下：
葬历，专讲葬事之择日。
祭祀之历，专讲祭祀活动之择日。
沐书，有关洗头的各种时日吉凶宜忌。
裁衣之书，讲裁衣之时日吉凶。工伎之书，造房装车治船掘井等事之择日。
堪舆历，较普适的择古之书。
尤可注意者，此六类历忌书中所讲论之种种内容，全为后世历书历注中极常见的典型项目。
历忌之学的历史，再前溯可至西汉初。一个著名事例发生于武帝时，见《史记·日者列传》末附褚先生所记：
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日可，堪舆家日不可，建除家日不吉，丛辰家日大凶，历家日小凶，天人家日小吉，太一家日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日：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
娶妇择日为后世历书中最常见历注之一。
迄今所能见到的历忌之学的源头，可以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帛书《丙篇》和分别于湖北云梦睡虎地及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两种秦简《日书》为表征。《日书》是供择日等术专用的工作手册，实即一种早期历忌专书，对此下文还要谈到。关于楚帛书内容，中外学者已有甚多讨论，但如何看待其《丙篇》，尚有在此处略加讨论的必要。一些学者因帛书《丙篇》逐月开列十二个月中的吉凶宜忌，遂将其与《礼记》月令篇、《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章、《淮南子》时则训、《管子》幼官(玄宫)篇等联系起来，推测为同一类典籍。但事实上《礼记》月令篇等皆属古时“敬授人时”之典，讲的是何时应做何事;而帛书《丙篇》为吉凶宜忌之说，讲的是何时可做何事及不可做何事，两者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其功用也明显不同。例如，在帛书《丙篇》中可见到如下内容：
可以出师、筑邑，不可以嫁女、取臣妾。
不可以享祀，凶。
不可出师……不可以享。
不可以筑室……娶女，凶。
可以筑室。
可以攻城，可以聚众。
而这些内容皆可在后世历注中经常见到。故帛书《丙篇》实即王充所攻击的“岁月之传”，亦即历忌之学中的月讳之说。而李零谓帛书《丙篇》“其性质当与古代的历忌之书相近，《月令》诸书应该就是从这种东西发展而来”(《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46页)，前一句失于保守，后一句恐就不妥了。
楚帛书及秦简《日书》为现今所见最早之历忌专书，但择吉择日之类的思想，很可能早在远古时即已发端，因文献不足，仅可于传说中略见端倪，如《史记·五帝本纪》载帝尧时事云：
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揖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班瑞。
此固不足视为信史，但历忌思想之源远流长，当已不难想见。至此，关于历忌之学的源流，或可得到如下之大致线索：
历忌之学至迟在战国时已颇具规模，自两汉而下，至六朝，再至唐宋以降，一直流传不绝;而其发展之终结，则可以清代集大成之《钦定协纪辨方书》三十六卷作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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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化》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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