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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中国哲学史在学科建立之初，写作者和研究者在“疑古”思潮与科学主义的双重影响下，把上古神话排除在学科研究之外。如果能够借鉴和吸取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神话学等学科的新成果，中国哲学史史料应该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通过神话—天文历法—形而上学这一研究路径，一方面，确定上古神话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价值;另一方面，可以证明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寻绎出建构它的天文历法基础，才能褪去它神秘、虚幻的外衣。
一、神话思维：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缺位
在中国目前的学科分类研究中，神话资源已经是文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学科研究的对象，但是却很少进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视野。古希腊神话对西方哲学影响颇为深远，但中国上古神话在哲学领域一直被漠视与悬置。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并没有多少研究者重视神话思维的存在，以及它对整个民族思维的影响。造成中国哲学研究者这种态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大程度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论语·述而》有言：“子不语怪、力、乱、神。”2000多年来，儒家正统思想认为神话是荒诞不经的而加以排斥，导致神话思维在中国思想世界的缺失。“许多人(评论态度则有褒有贬)都观察到，在中国，神话一直是残碎的和边缘的，而且最终未能在高层文化的文学经典之中得到体现”。学界对这方面的论述不少，这里就不再赘述。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哲学史在学科建立之初，写作者和研究者在“疑古”思潮与科学主义的双重影响下，把上古神话排除在学科研究之外。1912年，北京大学哲学门成立，这标志着中国哲学史进入了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胡适1917年到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1919年2月正式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胡适对神话是不屑一顾的。他在对哲学史料的审定上断言：“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胡适批判谢无量高谈“邃古哲学”“唐虞哲学”，全不问用何史料。“以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程度看来，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至于‘邃古’的哲学，更难凭信了。”胡适不明白，神话作为“哲学史前史”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它是我们了解先民思维方式以至整个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最好史料。正如有学者分析：“由于夏、商两代以及更早时期文献的佚失，我们根据现有的、已经明显被后世儒学所历史化和伦理化了的古籍材料，要想还原中国神话的本来面目，显然是难以从心。因此中国神话的原始面貌和脉络谱系对于我们可能永远都是一个难解之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可以从大量修改过的神话典籍中发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留下的印迹，通过分析中国神话传说演化的轨迹，总结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诸多特征，以及统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精神和核心意识。”胡适这种审定史料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史辨派的创始人顾颉刚。顾颉刚秉持“古史即神话”的理念，推翻了传统所谓的“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中国古史系统。而在哲学界，胡适的研究方法直接影响了冯友兰。
在北京大学当学生期间，冯友兰对陈黼宸的授课方式颇有意见：“在我们班上，讲中国古代哲学史，就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当时的学生真是如在五里雾中，看不清道路，摸不出头绪。”冯友兰当时迫切希望有一部用近代的史学方法写出的中国哲学史。顾颉刚则评价陈汉章的授课方式说：“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我虽是早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但到底爱敬他的渊博，不忍有所非议。”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问世，冯友兰认为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把三皇五帝都砍掉了，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他用汉学家的方法审查史料，确定历史中一个哲学家的年代，判断流传下来的一个哲学家的著作的真伪，他所认为是伪的都不用了。”冯友兰后来在写作《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中，也延续了胡适这种审查史料的方法，最早从孔子讲起，没有给上古神话、三皇五帝的历史留有任何余地。
蔡元培在为胡适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时评价道：“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远在老子、孔子之前，是无可疑的。但要从此等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记载中，抽出纯粹的哲学思想，编成系统，不是穷年累月，不能成功的。适之先生认定所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不是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所以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这是何等手段!”这种截断众流的做法，从一开始就受到不少人的批评，让人们觉得老子、孔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老子、孔子之前的哲学史被剪切了，上古神话的历史更不会被纳入哲学研究的范畴。但仔细分析蔡元培的这段话，我们发现，蔡元培并不是一味地褒奖胡适的写作手段，他还是有保留意见的。第一，蔡元培确定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远在老子、孔子之前已经生成。第二，蔡元培区分了“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和“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胡适选择了前者作为书写哲学史的内容。哲学史多按照人物思想出现的时间顺序去书写，胡适采用这种方法也无可厚非。但在中国哲学史中，这种书写方式也会带来弊端，一些包含哲理的典籍，因为作者无法考证，或者作者不是学界认定的哲学家，其理论就无法被书写进哲学史中。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蔡元培并非主张不要去研究神话，而是说要研究这块领域需要穷年累月的时间。而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包括全中国的哲学界，都迫切需要引入新式的写作与研究方法，暂时放弃这块领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只是当时和后来的研究者都没有体悟蔡元培的苦心。蔡元培其实隐含了这样的意思：等以后学界有条件、有能力，应该转而研究老子、孔子之前的哲学史;研究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从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记载中，抽出纯粹的哲学思想，将其系统化。而在当今中国哲学界，应该是有条件、有能力来完成这些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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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微信公众号2016年8月22日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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