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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肃南，裕固族的先民们曾经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元代以后改信藏传佛教——先信仰萨迦派，之后改信格鲁派。自清代以后，藏传佛教格鲁派成为裕固族的主要信仰。同时，他们还保存着敬奉天神“点格尔汗”的萨满教信仰习俗。裕固族各寺院的喇嘛、僧人与藏族地区不同，大部分人都能结婚。他们除宗教节日和放会到寺院念经外，平时大多在家参加牧业劳动。裕固族地区宗教上层人士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宣扬佛法的同时，对于兴办民间的世俗教育也是很重视的。民国28年（公元1939年），宗教上层人士顾嘉堪布首先倡导办学，以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在他的带领下，莲花、慈恩、西沟和红庙等四座寺院先后创立了初级小学四所。民国30年夏（公元1941年）至民国31年春，明海寺、马蹄寺又设立了初级小学两所。民国33年，6所小学共有学生171名、教师6名；各学校开设语文、算术等课程；上课时，教师用汉语讲课，课外，学生用本民族语言交谈。这种办学方式开创了在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中寺院兴办世俗学校的先例。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立以后，小学由1954年的8所发展到1990年的60所，在校学生由1954年的307名，增加到1990年的3902名。在中等教育方面，到1990年，全县共有完全中学2所，寄宿制民族中学1所，小学附设高中的学校1所，小学附设初中班的学校6所，在校学生达1658名。（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志》（M）．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教育事业的发展，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的宗教感情自然趋于平淡，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数也自然减少了。他们不再把出世成佛视为生命的归宿，但是宗教意识还是有的。一份对裕固族地区莲花乡黄土坡村的调查报告记载：“在村民中没有念经求佛的人。……在牧民家里，正屋的正面墙上大都喜欢挂上领袖人物的画像，个别家庭在不太显眼的地方供上班禅大师或释迦牟尼、观音菩萨的像。牧民家里已经没有佛龛，不再煨桑，烧香仅仅是为了卫生及清洁空气；问到他们是否信教，一般都回答不信，但又想求佛保佑。”“牧民在生病后，如本地卫生站治不好，就会去青海塔尔寺、甘南拉卜楞寺、肃南马蹄寺，但主要是求藏医治病抓药，严格意义上的拜佛已是不存在的了。村里人的红白喜事，也基本上不请喇嘛念经。总之，在调查的裕固族村落中，出现了明显的宗教弱化现象，并未见到在其他民族地区见到的宗教回潮现象。”（注：江波．如何对待少数民族文化与社会发展——甘肃西部裕固族村落的人类学考察（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8，（2）：）
宗教是人类社会中比较特殊而又复杂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人类的一种精神生活，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从古至今，它联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科学、教育、艺术、文学以至民间风俗、生活方式等，对社会影响深远。因此，必须从全局的观点、长期的观点去看待人们对待宗教的态度。在裕固族中，若问到他们是否信教，一般人都回答不信，但是又想求佛保佑。“想求佛保佑”，这才是人们的真实思想反映。这种思想意识是长期的。在调查中，我们也看到，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民族经济、民族教育以及交通运输事业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形式也在发生着变化。甘南舟曲县信仰佛教的藏族，已经更多地变为思想上的信仰；出家为僧者也不是长期住在寺院、靠家里或别人的布施生活，而是在有宗教活动和宗教节日时去寺院诵经或从事宗教活动，平时则在家中从事生产劳动，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裕固族自清代以来信仰藏传佛教，但又不行禁欲，僧人允许结婚。僧人除宗教节日到寺院念经外，平时在家参加生产劳动。这种信仰方式总比长期住在寺院里靠家里供养或者靠布施为生要好一些。它使得社会上的寄生人口减少，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从藏族和裕固族宗教意识和行为的时代变化中，我们不难看出，随着这两个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族际交往的增多，许多教民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开始了独立思考。他们更多地开始采纳佛教中属于道德和人性范畴的内容，而开始抛弃佛教中过于玄妙和神秘的成份；不再把成佛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而以保佑现世的平安和幸福作为拜佛的目的。而且，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和交通的不断便利，寺院已不再是一片世外净土，人性在物质的引诱下，逐渐在神佛的脚下苏醒。佛教典籍也说，趋入佛法后，就要思维有暇；圆满人生难得，才能策励自己，起大精进。既然有了圆满的人生，就应当对民族、对社会、对人类有新贡献，创造出物质和精神财富，做到利己利他。藏传佛教史上著名的玛尔巴大师和仲敦巴大师，他们两人都是未出家的居士，但他们在佛学方面的成就也是有史为证的。有人提出佛教走居士化的道路，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为历史证明可行的、并通过实际调查发现具有一定发展趋向的路子。藏族青年学者班班多杰在《拈花微笑——藏传佛教哲学境界》一书中也提出：“我觉得，现代西方人信仰基督教的方式为改变藏族人的信仰方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佛教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的伦理道德与世俗道德一样，都是经济基础的产物，从佛教道德中可以看出不同时代的人们对真善美的恒久追求和对理想的迫切向往。在世界文化解体与重组、道德失落与重建局面并存的今天，对佛教道德进行再估价，利用其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我国传统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转化所必要的。现在，在寺院对僧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求他们在政治上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把宗教活动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之内，这是完全有必要的；同时，还要教育他们按照国家的方针政策办事——利用佛教中建设人间净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理想，众生平等的主张，报四重恩、普渡众生的愿力，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的原则，慈悲喜舍四摄六和的精神，广学厚闻、难学能学、尽一切学的教诫，广种福田、自利利他的胸怀，禁止杀、盗、淫、妄等戒规等，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总之，如能对之进行正确引导，佛教中的这些东西都可转变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利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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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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