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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王坟前风水之争
英年的风水之术是否灵验，不得而知，史书亦缺乏记载。英年在发现慈禧与光绪皇帝之间嫌隙日深之后，又为慈禧出谋划策：要使皇帝服服贴贴，还应从风水上着手。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即非常热衷于风水之说。
奕譞乃道光帝之七子，坊间称“七王爷”.七王坟乃醇亲王奕譞邀请京师有名的风水先生李唐选定。（《近代京华史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P440）奕譞专门为此于同治七年撰写了《九月十九日看定妙高峰风水志并序》和《遣色克图同堪舆赴妙高峰兴工定穴志感》。其文略谓：
秋间，闻有堪舆李唐，字尧民，深通斯术。于是请假邀与俱往。……北行二十余里，甫露峰峦，尧民即遥瞩称善。至则层嶂巍峨，丛林秀美，遍山流水潺潺，其源澄澈如镜。山高三里许，凭凌一望，目极百里，洵大观也。尧民深赞不已，指古松西北，为来龙正脉，点穴最佳。余喜极，不复狐疑，一言决断。（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电报档》，综合类）
以上便是奕譞在妙高峰选择陵寝基址的过程。奕譞在选定坟址后，兴奋至极，又根据堪舆先生的指点，进一步在生圹培养“生气”.奕譞称：
老松高六丈许，银杏树一株，围三丈五尺，清荫盈亩，重实累累，皆数百年物也。水源出石罅，周砌以后，游鱼千余头，堪舆云是“生气”.
奕譞所选定生圹，果真给他带来了好运。六年之后，同治帝因天花一命呜呼后，慈禧独断专行，违背祖制，将醇亲王之子载湉立为新皇帝。然而，福兮祸之所伏。奕譞死后仅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帝后党争日趋尖锐。光绪帝锐意主战，战败后颁布朱谕要发奋维新。这一系列举动使贪恋权位的慈禧坐立不安。作为风水先生的英年，看准时机，向慈禧献风水之策，帮助其制服政敌。据王照揭示：
醇亲王墓道前，有银杏树一株，其树八九合抱，高数十丈，盖百年之物。英年谄事太后，谓皇家风水，全被此枝占去，请伐之以利本枝。太后大喜，然末敢轻动，因奏闻于德宗。德宗大怒，并传谕曰：尔等谁敢伐此树者，请先砍我头。乃又求太后，太后坚执益烈，相持月余。一日，上退朝，闻内侍言，太后于黎明带内务府人往七王园寝矣。上急命驾出城，奔至红山口，于舆中号啕大哭，因往时到此，即遥见亭亭如盖之白果树，今却不见。连哭二十里。至园，太后已去，树身倒卧。数百人方斫其根，虑其复生萌叶也。诸臣奏云，太后亲执斧先砍三下，始令诸人伐之，故不敢违也。上无语，步行绕墓三匝，顿足拭泪而归，此光绪二十三年事也。（ 王照口述、王树枬笔录，《德宗遗事》民国排印本）
英年此计能打动慈禧，盖因堪舆之说的核心内容，“尤以葬地为重，能令后世子孙穷通”.我多次鉴别王氏之论说，大多与清档记载相吻合。我以为王照所述大体可靠。此处所述关于英年献策，砍伐白果树以断醇王府风水之说，可于《翁同龢日记》中稍稍得到证实。
光绪帝是日卯初从颐和园出行，直到未初三刻始返回，整整用了八个多小时。可见，除去往返奔波，他还在七王坟逗留了很长时间。面对生父坟前金元时遗留的古银杏树，平白无故地被砍去，皇帝胸中该掀起何等狂涛巨澜，是可想而知的。
风水大师的不归路
一般说来，风水先生大都头脑机敏，长于计算。英年由于有李莲英帮助，在修三海、建颐和园诸项工程中，屡显身手，颇为慈禧看重。然而，英年的祸福推估，在光绪二十五年的己亥建储之后，出了重大偏差，以至于踏上了不归路。
当时，慈禧已把光绪帝打入冷宫，而驻北京外交官却对慈禧试图以大阿哥溥儁取代光绪帝的“己亥建储”,表示明确反对。他们还对因变法而遭受杀戮的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深表同情。这使慈禧十分恼火。而此时由山东境内兴起的义和团运动，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庚子年初夏，山东、河北一带的义和团民众，高举“扶清灭洋”的旗号，浩浩荡荡开进了北京城。
义和团的出现，对英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尽管朝野上下不少人对义和团法术深表怀疑；可是，英年对义和团采取了坚定支持的态度。余以为，英年支持义和团的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英年同义和团一样，相信风水之说。
义和团大多出身于贫苦农民，对八卦风水之说深信不疑。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对铁路、电线、轮船等外洋事物颇为仇视。山东有所谓“凡铁路所经若干里内，禾稼皆死” （ 王照：《行脚山东记》，翦伯赞等编：《义和团》第1 册，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P410） 的谣传。
义和团憎恨铁道、电线、大轮船的根源，除去对帝国主义列强疯狂掠夺的仇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根深蒂固的风水之说。他们认为这些西洋的东西破坏了风水，带来了天灾人祸。而且，义和团的旗帜、名号及头巾上，常有八卦中的“≡”符号，或者“离”字。各坛供奉的神主或分队，多与“乾字团”、“坎字团”相关。从理论上看，英年与义和团在信仰方面，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其二，英年一直是看慈禧老佛爷的脸色行事。当京师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之时，英年已经看到了慈禧利用义和团排斥外洋的政治倾向。
庚子五月二十五日，慈禧颁布了对列强的宣战诏书。它是向在京的外国使馆及教堂等地，发起攻击的动员令，故列强后来议和时，要追究此诏主要起草者军机章京连文冲的责任。（《德国外交档案》，编号V22,P17, 见孔祥吉《晚清史探微》） 同日，慈禧还对天津城厢之义和团多所褒奖。
慈禧之所以敢于向列强同时宣战，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把义和团当作是一支可以用来抵御洋枪洋炮的军事力量。就在颁诏向列强宣战的同一天，《上谕档》记载了两件与英年有关之史料。
一件是：“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著派左翼总兵英年、署右翼总兵载澜，会同刚毅办理义和团事宜。钦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夏季档）
另一件是：“交值年旗，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著派左翼总兵英年、署右翼总兵载澜，会同刚毅办理义和团事宜。钦此。相应传知贵总兵、署总兵钦遵可也。此交。五月二十五日。”
《上谕档》以如此突出的位置，记载对英年之任命，很是引人注目，似乎说明慈禧在利用义和团与列强抗衡的决策中，对风水先生英年破格拔擢，寄予的厚望。慈禧实际上是希望能于冥冥之中，得到风水神灵的佑助。
庚子五月二十七日，即宣战诏书颁布之后的第二天，慈禧又宣布任命了京津地区义和团之统领。其任命书称：
义和团民分集京师及天津一带，未便无所统属。著派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率，并派左翼总兵英年、署右翼总兵载澜会同办理，印务参领文瑞，著派为翼长。该团众努力王家，同仇敌忾，总期众志成城，始终毋懈，是为至要。（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8 年版，P176）
英年作为京津地区义和团统领，仅排在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之后，名列第三，可见其地位已相当显赫。据胡思敬记载：
自载漪倡剿夷之说，庄亲王载勋、辅国公载澜、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贝子溥伦，皆起言兵。朝廷既招抚拳匪为团民，恐诸团游散无归，命载勋为统率义和团大臣，载澜、刚毅、英年佐之，于是庄王府设立总坛，聚众至三四千人，倾公帑赡养之。凡五城散团，及新从匪者，皆令赴王府报名注册。（ 胡思敬：《驴背集》，翦伯赞等编：《义和团》，第2 册，P487）
据此可知，在庚子年夏季京师动乱中，清廷以庄亲王载勋作为义和团的统领，而以大阿哥之父端郡王载漪为核心，再加上军机大臣刚毅及左翼总兵英年构成了满族贵族中组织统率义和团的骨干人物。当然，在他们四人中间，态度不尽相同。据《清史稿》记载称：“载勋等出示，招致义民助攻使馆，英年弗能阻，匪益横，任意戕杀官民。”据此观之，英年对载勋招集团民，攻击使馆之告示，似乎并不甚认可，但既为统领，又不便反其道而行之。
庚子七月二十日，京城陷落。英年跟随慈禧西逃，官至左都御史，护卫行营，亦格外出力。可是，好景不长。为响应帝国主义列强“惩凶”之要求，奉旨议和的李鸿章与刘坤一、张之洞联名上书，追究庄亲王及英年等人之昏庸误国之罪。李鸿章于离沪前联合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上奏谓，以各国公使、领事要求，请朝廷“先将统率拳匪之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右翼总兵载澜、左翼总兵英年及庇纵拳匪之端郡王载漪、查办不实之刑部尚书赵舒翘等，先行分别革职撤差，听候惩办”.（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 年版，P591）
迫于压力，慈禧始而将英年革职，后又不得不忍痛割爱，将英年关入西安的监狱。为了免其一死，慈禧又向列强哀求。
光绪二十七年春节，作为行在的西安城，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此乃庚子颠簸流离之后的第一个春节。身陷囹圉的英年，饱受牢狱之苦，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风鉴之术，已经全然无助。正月初六日，英年得到了慈禧将“斩监候”改为“赐自尽”的新年礼物，于是悬梁自尽。京师人叹息称：“平生为他人看风水，于己身何不慎处之！妙高峰醇王园寝，亦英侍郎所定。伐树之役，或出于主张，冥冥中或亦造因也。”（《道咸以来朝野杂记》，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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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博览群书》2011年05月07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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