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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山大学民俗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同时，北京大学时期的歌谣学运动影响延伸至全国许多地区，其他地方如杭州、成都、福州等地也纷纷成立民俗学会，通过采录民间文学作品、办刊物、出著作等方式开展民间文学研究。在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得到拓展，西方的相关理论著作得以进一步引进，采录作品的数量和研究质量大大提高，民间文学研究出现从未有过的兴盛景象。尤其是杭州，成为民俗学的第三发祥地。
民间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在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时期的民间文学是其延续和发展。在延安时期，随着劳动人民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和政治地位提高，自然要求发展为之服务的文学。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了此后文学的发展方向。他指出，文学创作要为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向人民大众学习，运用人民大众喜爱的形式进行创作。于是解放区出现向民间文艺学习的热潮，文艺工作者广泛搜集民歌、故事、民间戏曲，成立民歌研究会，出版《陕北民歌选》《内蒙民歌集》《秧歌论文选集》《民间艺术和艺人》等一系列书籍，在借鉴和吸收民间文艺传统基础上，创作出《王贵与李香香》《兄妹开荒》《小二黑结婚》等众多具有浓郁民间文艺气息的作品。
中国对民间文艺的研究掀起过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大批民间文学研究专家和水平极高的学者，成绩卓著，像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容肇祖的《迷信与传说》、江绍原的《发须爪》、郑振铎的《汤祷篇》、玄珠(即茅盾)的《神话研究》、赵景深的《童话论集》、钟敬文的《民间文艺丛话》《歌谣论集》等等，这些七八十年以前的著作，至今仍有其学术指导意义和权威性。第二次高潮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以《民间文学论坛》《民间文艺集刊》等为阵地，展开对民间文学的研究，基本上确立了民间文学的理论框架。
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都很注重对民间文学的研究，不仅民间文艺学家如此，人类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符号学家也是如此，产生了众多的民间文艺学批评流派。但总的来说，民间文学学科理论，还没有建立自己独特的体系，远没有达到应有的理论建树，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鉴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学科的现状，钟敬文先生于1996年9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举办的首届中国民俗学高级研讨班上，正式发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号召。“所谓建立民俗学的中国学派，指的是中国的民俗学研究要从本民族文化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有一位并非研究民间文学的学者也感叹，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套用西方的模式太久了。从中国民间文艺的实际出发，建构富有中国特色的术语系统和学术范式，真正确立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自主地位，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万建中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民间文艺学的理论价值
民间文艺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总结历史，回答现实。这首先是因为民间文艺学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即其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殊性。民间文艺学不惟研究民间文学，还要研究民间艺术，要研究历史文献、口头文本，更要研究其生存的文化土壤等内容。它是相对独立的文艺学和艺术学，具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它不是简单的文学创作，不是普通的文学现象和艺术现象，而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口头形式的文学艺术，是一种价值极其独特、意义尤其丰富的文化生活现象。既然是口头文学，就会有口耳相传的一系列特征，具有口头性、集体性(包括匿名性)、地域性(包括民族性)、变异性、传承性(包括时代性)和神秘性等文化属性。而任何一个地区的民间文艺都是其历史文化影响的结果，或者说都是其历史文化发展的表现。其传承方式以世世代代的民众为主体，在口头述说与日常生活的使用中不断延续。同时，民间文艺的发生主体不同于作家群体，因此民间文艺学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民间文艺学要围绕这些属性展开或微言大义或笼而统之的各种论述。在这种意义上讲，民间文艺学是一种文艺学，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艺学，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学。它面对的是延续了几千年在民间社会中生存与发展的各种文学现象、艺术现象，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现象。特别是民间文艺所具有的生活属性，诸如各种民间信仰，常常成为民间文艺的核心内容。最典型的是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人们祭祀自己的祖先神，把盘古、盘瓠、女娲、伏羲直接认定为自己的祖先；关于他们开辟天地、创造世界、繁衍人类等英雄故事，更多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信仰。迄今，我国许多地方还保存着十分古老的民间庙会。正是民间古庙会的一系列文化活动，使这些神话传说故事在地方民众的精神世界中被不断强化记忆。那么，这种信仰现象与所谓的封建迷信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这些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之间的联系呢？民间文艺学者必须具备民间文艺的历史文化知识，才能在历史发展的比较中有效解答。一般意义的社会科学是难以准确回答这些问题的。
民间文艺学要总结历史文化发展中民众的情感与艺术之间的各种关联，需要述说民间文艺现象发生的原因。民间文艺表达的思想文化内容与历史文化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但是，谁也不能直接把这些内容认定为某个历史时期的历史文化具体表现。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民间文化“活化石”的解释方式。一些学者强调某些神话传说或歌谣在流传中保存了远古文化的踪影；反对的一方则说，没有相应的文献或考古实物证明，或者口头流传的变异性与传承性不能够使得这种认定方式成立。这样的讨论如果不重视以俗说俗的方式，恐怕永远都不能让对方接受。
神话传说故事的文化生活属性决定了其历史文化的曲折性，在记录历史文化发展的意义上，它不可能是简单明了的直接记述。但是，我们又该如何认定其现实存在与远古时代作为古老的历史文献记述中的相似现象呢？相对而言，我们愿意接受这样一种事实，即西方学者用文化人类学知识解释的民间文艺学理论，这不但是合理的，而且可以作为论据，同时，没有文字或喜欢运用口头语言的少数民族用口头形式保存自己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谁也不能怀疑。应该说，“历史文化活化石”理论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中独特的一页，有自己的合理性表达，当然，其需要完善。也正是这种力量成果的影响，这些年来，我国民间文艺作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事业，取得了不可估量的成就。我国民间文艺三大集成(故事、歌谣、谚语)是民族文艺十大集成的一部分，被称为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
中国民间文艺学对建设我国独立完善的文艺学理论体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文艺学学科理论的价值，民间文艺学固然是独立的，但其终究是一种文艺现象。其口头性标志，是与作家群体的文字书写相对存在的。我国文艺学理论曾经分别受到苏联和欧美国家学科发展的影响，甚至有学者强烈呼吁重视中国文艺学在当前国际交往中失语的危机。固然，只有独立，才有自由；我们尊重文化交往中的平等权利，重视对话，但我们反对无原则的接轨。近年来，在所谓与世界接轨的名义下，殖民化倾向越来越突出，套用与拿来被不断曲解。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在近现代中国社会民族危亡的抗争中建设发展，成为我们的重要传统。诸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鲁迅、周作人、胡适、茅盾等一批杰出的学者，他们披荆斩棘，海纳百川，孜孜以求，建设起我们的现代民间文艺学理论体系，正因此，使得整个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呈现出一派盎然生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成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目光向下、文章下乡等形式与尊重民众的立场，不断推动众多人文学科的迅速发展。对此，我们应该积极发扬光大这些学术传统与思想文化传统，在当代民间文艺学理论体系建设中把中国元素做强、做亮。
(高有鹏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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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艺术报》2011年6月20日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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