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间文艺学的跨学科特点，不仅表现在民间文学研究的视角、理论、方法上，还体现在民间文学之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价值及功能，因而跨学科已成为新时期民间文学研究的流行趋势。但对于清醒的研究者来说，学科“跨”得再远，并没有迷失研究对象的知识属性与“本源”。而有些人则随波逐流，离民间文学的“本源”渐行渐远。针对这种状况，民间文艺学家陈友康近年来撰文，重新提及胡适1936年在《歌谣周刊》复刊词中对民间文学的学科属性发表的观点与立场：“我以为歌谣的搜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陈友康将胡适的观点归纳为“民间文学跨学科研究中的文学本位论”，强调胡适的这一立场对于当下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发展具有警醒的意义，即：对民间文学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化学的研究，但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文学自身的研究。(陈友康，2006)对此，笔者深以为是。民间文学首先是文学，民间文学与其他文学一样具有审美的本质，审美性既是民间文学的生存性根基，也是民间文艺学应有的学科特质。民间文艺学作为人文阐释性的学科，不能脱离这一属性和特征对其的内在要求和规定。
从宏观上看，“学科目录”中将民间文学从文学的门类剥离，归于社会学门下，当是基于近几十年来民间文学越来越多地被诸多人文学科视为共有的研究资料，其人文价值不断被开掘和凸显，因而偏重于对民间文学的文化属性的强调。然而，若以国际公认的学科分类而论，对民间文学学科属性的这种认定也与之有悖。文学属于人文科学，社会学属于社会科学，两大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方面均存在很大不同。民间文学作为人文科学，说到底是关乎人类精神的科学，关乎心灵和情感的科学，社会科学关注的重点明显与此有别。如此看来，仅就民间文学与社会学和文学这两大学科知识体系的关联性来看，彼此孰远孰近也不言自明。
当然，中国民间文艺学在近年来的发展也有令人欣慰之处。近十余年来，中国民间文艺学已经逐渐形成了从本科教育到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学科教育体系，多数大学的文科院系都在本科教学中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有的还列为必修课，一批院校获取了民俗学(含民间文学)硕士、博士的招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资格。据粗略统计，我国目前设有民俗学博士点(含中国民间文学)的高校有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设有社会学一级学科，招收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博士的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挂靠在其他专业招收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博士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东南大学、新疆大学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自2004年起更是直接招收中国民间文学博士。在全国高校系统，招收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硕士研究生的已多达20多所院校。如此景观，可谓是处于低迷与徘徊之中的中国民间文艺学的一抹亮色。
民间文学知识的传授与研究还将继续，不难想象，年复一年，与这一学科发生种种关联的学人群体将会越来越庞大，而中国民间文艺学因缺乏国家从政策角度和制度层面的扶持与保障而引发的学科建设、学术评价、人才培养、学术管理等问题也将日益凸显出来。民间文艺学科的一些学人近年多次建言呼吁，希望国家学术主管部门能将民间文学从社会学及民俗学的学科划分中脱离出来，将其回归到文学本位。笔者非常赞同这一提议，希望下一次的“学科目录”修订，能正本清源，予以调整，以推动中国的民间文艺学尽快走出低迷，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江帆 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
民间文艺学百年寻踪
1935年，钟敬文先生在《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名称，指出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内容，“就是关于民间文学的一般特点、起源、发展以及功能等重要方面的叙述与说明”。
在中国，相对于民俗学而言，民间文艺学的发展更为坚实、完备，理论体系的大厦已初具规模。
很多国家的民俗学研究都是从民间文学起步的，德国、芬兰和英国等国概莫能外。我国民俗学学科的兴起也是始于民间文艺学，钟敬文在《民俗文化学发凡》一文中指出，“五四运动”和它所派生的现代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运动之间有着多方面的联系，“重视口头文学，宣传通俗文艺，提倡白话和推行国语，以及收集整理一般民俗资料：这四种事实，要比单纯民间文艺学的范围远为宽泛。大体上它们都属于民俗学的范畴。他们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五四运动’和现代民俗学运动中，互生共存，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胡适等“五四运动”的先驱因鼓吹白话文和文学革命，便对民俗学内的民间文艺及相关的研究发生浓厚的兴趣。而民俗学科也为他们打通与民间文艺的联系开辟了新的研究航道。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的产生，是以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钱玄同发起的北大歌谣运动为标识的，人们对此已达成共识。延续着周氏兄弟歌谣收集的倡议，当时任教北大的刘半农、沈尹默提倡写新诗，倡导从民歌民谣中发掘文化艺术的理想因素。这场开风气之先的歌谣学运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旗帜鲜明地提出学术研究主张，吸引了众多学人的目光，胡适、顾颉刚、董作宾、朱自清等学者都积极投身其中。
这一期间的民间文艺学学者已经把目光投向西方，积极输入西方的民间文学知识，努力将中国的民间文学学科和西方接轨。1921年1月，《妇女杂志》发表了胡愈之《论民间文学》一文，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方民间文学的研究情况。此文是真正意义上民间文艺学学术研究的开篇之作，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26年秋，北京大学遭受了北洋军阀的蹂躏和迫害，校长蔡元培和代理校长蒋梦麟被无故撤换，不少教授相继被迫辞职离开北京。随着时局的变化，北京大学歌谣学运动的积极分子们纷纷南下，在厦门大学成立了“风俗研究会”，随后，又在广州中山大学组织“民俗学会”，出版《民间文艺》周刊，共12期，后改名为《民俗》周刊，出到第110期暂停。比起北大歌谣研究会时期，研究的内容、角度和方法多样，视野开阔，成果大大增加。同时，举办民俗学传习班，开设歌谣、神话、传说、故事等专题课程，还在大学设立民间文学基础课程，组织民俗调查，开创了民间文学研究的新局面，在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意义深远。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中国艺术报》2011年6月20日8版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