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十分常见的说法,叫做“人是社会动物”。如果是在所谓“社会生物学”的意义上使用这一定义,仅仅是指聚群而居,则此定义是不完全的。众所周知,若干的哺乳类动物物种,都具有群居性;特别是众多的昆虫类动物物种,甚至其群居组织结构极为完善。然而,如果进一步将人类的社会属性延伸至文化属性和历史属性,在此意义上使用“人是社会动物”这一定义,则也无不可。由文化科学的角度看来,人类的社会属性恰恰是因其文化属性而来,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不过是文化信息传承的一种共时态网络结构,而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演化历史则构成了文化信息传承的一种历时态网络结构。
正因为人类的任何一个个体只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氛围之中,而人类的各种社会群体同时也就是一种文化群体,必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人以群分”也才成了一种铁律,否则“人是社会动物”的说法便毫无意义。
人类的各种社会群体,从首属群体如氏族、家庭开始,一直到民族群体,都有自身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都有自己文化传统的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在各民族无文字时代传承下来的口承文化里,便有着有关于此的某些记述。尽管其中的不少见解实属怪诞不经,但毕竟是前人们留下来的相关社群源流历史的种种解释。
事实上,人们往往是在不尽相同的涵义上来使用“民族”这一概念。一般地说来,最基本的用法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统一民族国家的政治—行政社会意义上的“现代民族”的概念,例如中国人、菲律宾人、尼日利亚人,或者是中华民族、希腊民族、美利坚民族等等;另一类则是国内种族及亚民族群体和亚文化共同体意义上的“传统民族”的概念,比如中国的56个国内民族群体,英国的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等,最典型的是美国人口中的各个种族构成成分。在一个现代的统一民族国家的政治—行政社会之内,人们同时具有如此上位的和下位的双重民族身份和民族意识,这也是极为常见的一种历史遗留情况。然而必须强调,“民族”的概念在其理论的本义上是与“国家”政治—行政社会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中华大地的广阔地域间,包括汉民族在内,共同生活着56个国内传统民族群体。中国各个传统民族群体的种族成分非常单纯,除了很少一部分具有或混有欧罗巴人种的体质特征而外,绝大多数都属于蒙古人种的各个亚型。可是,这些传统民族群体的语言构成情况却较为复杂。汉族和回族共同使用汉语,其余54个民族群体则都有自己的语言,并分别属于五大语系。这当中,汉藏语系传统民族群体共有29个,主要分布于西南及中南地区;阿尔泰语系传统民族群体共有17个,主要分布于西北及东北地区;南亚语系传统民族群体有3个,主要分布于云南; 南岛语系传统民族群体有1个,主要分布于台湾; 印欧语系传统民族群体有2个,主要分布于新疆;另有2个传统民族群体的语言尚未确定系属,而分别暂时归于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其中,还有几个传统民族群体的各个支系的语言,竟分属于同一语系的不同语族或不同语支,这也是一种较为少见的情况。语言是各个民族群体的自身文化传统最为持久的部分,仅仅从现存语言的来源看,便可以清楚地知道,中国国内各传统民族群体的文化渊源十分广泛,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一种历史事实。
在此间所研究的云南传统民族的口承文化里,各个民族的前人们如何看待自身民族的起源,如何看待各传统民族共存的这种格局呢?
拉祜族的《牡帕密帕》认为,是天神厄莎区分开了人世间的各个民族。据说,厄莎天神创造的扎笛与娜笛一对男女生育了9双儿女,9双儿女又两两婚配,各自生育了100个孩子。一日,这众多人们猎豹归来, 厄莎天神将其分为9队,给他们分肉。结果,人们吃得高兴, 不期然间道出各自言语之间的相异之处,并由此导致了各民族分流。真不明白,这些人有着同样的出身,身处同样的环境,其语言差异因何而来?不过,能够觉察到云南各民族的种族体质差异很小,可据以做出明确区分的主要是以语言为最外在表征的文化差异,拉祜族的天神也算是功力不浅。
在哈尼族中,题意为“开天辟地”的《奥色密色》有专节谈及“塔婆、模米传人种”。据称“塔婆生百人,模米生千人”,而且都是浑身上下到处坐胎生育,只因为坐胎孕育的部位不同,出生以后便是不同的民族。《天地人的起源·始祖塔婆然》、专门唱叙哈尼祖先迁徙的《哈尼阿培聪坡坡》两件作品也是做如是观,所不同的仅仅在于,有一个浑身上下均会坐胎生育的塔婆就够了,没有模米的事。另外,《天地人的起源·沙罗阿龙造天地》、《族源歌》两件作品则说是一母同胞的几兄弟分别成了汉族、彝族、哈尼族和傣族。后世学者们迄今梳理不清的各民族族源问题竟被处理得这般简单!
在此问题上,云南各个民族的民间口承文化作品有着相近似的特点,要么把各民族群体的存在视为兄弟分家,如傈僳族的《岩石月亮》、《洪水滔天和兄妹成家》、《天、地、人的形成·兄妹婚配》,怒族的《射太阳月亮》,佤族的《七兄弟》,独龙族的一则洪水神话等等;要么将各民族群体的由来视为同源所出,如基诺族的《玛黑、玛妞和葫芦里的人》、《敬献祖先的来历》,傈僳族的《洪水》,景颇族的《创世纪·驾驭太阳的母亲》,阿昌族的《九种蛮夷本是一家人》等等。真实的情况或许在于,云南各个民族向来“大分散,小聚居”,各民族的人们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这就使得他们的先人们在解释自身族体起源时,必须对周边已经有所接触的各个民族的来源一并做出圆满解释。于是问题集中在怎样来解释各民族共存。在神话或神的创世纪中,从来就没有事物发展演变的余地,一开始便安排好了世间的万事万物,为之找出一个共同的起源,大家从此一齐开步走。而人世间的兄弟关系方便人们理解,各民族先人们童蒙未开,总是习惯于以身边易于理解的事物来解释那些抽象的现象,莫说各个民族之间,就是人与鬼之间,不也有人说成是由于兄弟分家而各奔前程的吗?至于这“兄弟”,究竟是早先类别式亲属制度下的群体“兄弟”,还是后来叙述式亲属制度下的个体“兄弟”,他们才不管那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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