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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特质。正因为如此，黑格尔认为：只能有民族史诗，不能有世界史诗和全人类史诗。因为假若有世界史诗，它就应该表现世界精神，“人们就可以把普遍精神的战场上所发生的普遍行动写成绝对的（包罗万象的）史诗，其中主角就会是全人类的精神，就会是全人类从意识的浑沌状态把自己提升到世界史诗里去。不过正由于这种抽象的人类普遍性，这种材料就不能达到艺术所要求的个别具体化。因为这种史诗根本就缺乏一种确定的背景和世界情况，既没有外在的活动场所，又没有道德习俗之类情况。”①
黑格尔特别强调，任何一部史诗，都必须有一种“确定的背景”，这便是它赖以产生的生态环境和文化土壤，正因为如此，不可能产生体现世界精神的世界史诗或全人类史诗。他认为：“不同的民族精神须由相应的不同的英雄人物来表现，这些不同的英雄人物的斗争生活就各自为政地造成历史及其进展。”②
黑格尔进而指出：“由此可以得出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则：特殊的史诗事迹只有在它能和一个人物最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时，才可以达到诗的生动性。正如诗的整体是由一个诗人构思和创造出来的，诗中也要有一个人物处在首位，使事迹都结合到他身上去，并且从他这一个形象上发生出来和达到结局。”黑格尔认为：这些条件在荷马的两部史诗里实现得最好，其中阿喀琉斯和俄狄修斯是中心人物。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也是如此。③
黑格尔在这里连续用了四个“一个”，并加了着重号，以强调特殊的史诗只有通过一个人物形象来表现，“才可以达到诗的生动性”，也才能更好地体现民族精神。
我们可以说：《格萨尔》也完全具备这些条件。在雪域文化圈这样一种“确定的背景”下产生了《格萨尔》这部古老的史诗；这部史诗又塑造了格萨尔这个英雄形象，史诗所表现的全部丰富的内容，同这“一个人物最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使他“处在首位”，“使事迹都结合到他身上去，并且从他这一个形象上发生出来和达到结局。”
史诗中的主人公还有一个特点：大多都是具有超人力量的半人半神的英雄。格萨尔就是一个典型。
格萨尔原是天界的神子，投身人世，由龙女作生身母亲。诞生之后，具有人的形体，人的特征和人的禀性，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天界、龙界、人界，三位一体；神性、龙性、人性，集于一身。《天界篇》里说：
在有世袭的家庭里，
父亲应是念的后裔；
……
在富有的舅氏家庭里，
母亲应是龙族的后裔。④
形象是怎么塑造的？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一些学者认为在藏族历史出现过格萨尔这么个人，有的还指名道姓地说他是德格岭仓土司的先祖。还有人说他是根据角厮罗的历史塑造的。此外还有人认为是根据赤松德赞赞普的生平事绩塑造的。
我认为这种意见没有多少根据。之所以会产生这些看法，一方面是对史诗这种艺术形式的特征缺乏正确理解；另一方面是对藏族的社会历史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
首先，史诗不是由一两个人，也不是在一个时代创造出来的。而是由全民族共同创造的，整个民族的全体成员都参加了史诗的创作活动。
其次，史诗叙述的不是一两个人的历史；也不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而是讲述了整个民族的历史。在史诗的主人公身上，寄托着一个民族的理想和希望。
藏族先民根据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按照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塑造了格萨尔这个艺术形象。在他身上，凝聚着藏族人民从远古以来长期积淀的巨大心理能量。整个民族所积累的心理力量，其情感内容，精神的震憾力自然比个别人的心理经验强烈得多，也深刻得多。
卡尔·荣格曾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即：“种族记忆”。他认为自原始时代以来，人类世世代代普遍性的心理经验长期积累，沉淀在每一个无意识深处，其内容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普遍的，是历史在“种族记忆”中的投影，而神话、图腾、不可理喻的梦等等，往往包含着人类心理经验中一些反复出现的“原始意象”。荣格指出：
“原始意象即原型——无论是神怪，是人，还是一个过程——都总是在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形象，在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地方，也会见到这种形象。因此，它基本上是神话的形象。我们再仔细审视，就会发现这类意象赋予我们祖先的无数典型经验以形式。因此我们可以说，它们是许许多多同类经验在心理上留下的痕迹。”⑤
荣格特别强调原型与“历史进程”，与“我们祖先无数典型经验”的联系。也就是说，文艺作品里的原型凝聚着一个民族长期积累的巨大心理能量，使我们产生共鸣，震撼我们内心的最深处。当我们吟诵这样的作品时，“会突然感到格外酣畅淋漓，欣喜若狂，象被排山倒海的力量席卷向前。在这种时刻，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人类，全人类的声音都在我们心中共鸣。”而这就是“伟大艺术的秘密，也是艺术感染的秘密。”⑥
意大利学者维柯在《新科学》里，以荷马史诗为例，深刻地阐述了他的美学思想，分析了神话——史诗的创作过程。他认为史诗时代的人们还没有抽象思维能力，用具体形象来代替逻辑概念是当时人们思维的特征。他说：“神话故事，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既然就是想象的类概念，神话就必然是与想象的类概念相应的一些寓言故事。……寓言故事指的是属于同一类的不同的种或个体，因此它们必然有一种单一的属性（例如，阿喀琉斯指一切强大汉子所共有的勇敢，攸里赛斯指一切聪明人所共有的谨慎）。”⑦维柯认为，神话中的英雄人物都是“想象性的类概念”，是某一类人物概括起来产生的形象。在希腊文里，“诗人”的原意，就是创造者，所以神话也就是诗，两者都是“诗性智慧”（Sapien-zapoetica）的产物。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格萨尔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他是勇敢型人物概括起来产生的艺术形象。史诗中的其他人物，如绒察查根是智慧型人物；丹玛和辛巴·梅乳泽是勇猛型人物；晁通则是奸诈型人物。
我们说史诗人物是“想象性的类概念”，即某一类人物的概括，而不是具体的历史人物，这并不意味着史诗故事是随意编造的。史诗和神话是远古时代的人认识事物的特殊方式，用维柯的话说，是隐喻（metaphor），是对现实的诗性解释。例如雷神是古人对雷电现象的认识；太阳神是古人对日月星辰运动规律的认识；神话中的战争也非虚构，而是历史事实的诗性记叙。所以维柯认为，神话是“真实的叙述”，不过它和诗一样，不能照字面直解。维柯进而指出：“应学习的最早的知识应该是神话或神话故事的解释，……各异教民族所有的历史全部从神话故事开始，而神话故事就是各异教民族的一些最古的历史。”⑧正因为这样，维柯特别强调神话的重要意义，他认为首先需要了解的科学应当是神话学，即对寓言故事的解释。
我们把握了史诗——神话这种艺术形式的特点，对《格萨尔》这部古老的史诗里所塑造的格萨尔和其他人物形象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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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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