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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当代乡民艺术民族志书写，是在乡土社会急剧转型、乡民艺术受到重视的背景下展开的。当代学者倾向以“显微镜”式的方式观察乡土社会，更加注重乡民生活中变动的一面，以“流动的想象”为特征的民族志书写模式因之获得了来自现实生活与学者理念的更多支撑。当代乡民艺术，是在当代社会多元文化的杂糅状态下，乡民对于自身历史与现实的不同层级的体认和表达，因此具有更加明显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民族志书写应通过对其活动状态与生活意义的多维度阐释，认知其内具的交流结构。我们需要在广义的田野中采录乡民艺术的繁多文本，倾听乡民的不同声音，借助区域社会文化整体的概念，将区域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与乡民日常生活中的琐屑小事统统纳入学术视野，大小贯通，突破乡民艺术民族志书写中的“凝固幻象”之窠臼，以充满流动感的模式实现对乡民艺术活动及其内在文化结构的深刻认知。
［①］广泛意义上的民间艺术，就其活动主体而言，可大致分为市民艺术与乡民艺术。市民艺术是指风行于城市社区的一些具有修身养性、娱乐性等功能的艺术活动，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状态，乡民艺术则是初而与乡土活动（节令、祭祀等）有关、终而凝结为较稳定的乡土传统的艺术活动。二者虽有交叉，但区别明显，鉴于本文所讨论的是发生于乡土社会的艺术活动，故采用了“乡民艺术”概念，下文中的“乡民艺术民族志”系由这一概念延伸而来。
［②］苏轼：《前赤壁赋》。
［③］张士闪、邓霞：《当代民间工艺的语境认知与生态保护——以山东惠民河南张泥玩具为个案》，第116页。
［④］鲁迅：“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六卷第95页、第五卷第579页。
［⑤］ 王杰曾对这一倾向有比较生动的概括：“某些学者热衷于将那些被认为是外来的或现代的文化成分剔除后，构建出某种纯粹的、原生态的、未受污染的民族传统文化，再从中归纳整理出被认为是该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长久不变的审美文化特征。类似研究实际上是秉承了古典人类学的文化观，将文化视为某种亘古不变的、纯粹的、可不受外界影响而独自延续的实体化的存在……文化往往是流动的、变化的，并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群体文化的‘杂糅’的状态中。”王杰在此是就学者对于所获田野资料的后续处理而言，而笔者认为这一倾向其实从学者在踏入田野之前在对调查点的选择时就已普遍存在。见王杰：《美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与文学学科的文化实践——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初步研究为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3页。
［⑥］ 刘晓春认为，“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对于中国人的民俗生活世界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知识精英们想象中的民俗生活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浪漫景观，被现代化、全球化的事实无情地摧毁……我们今天看到的民俗生活，实际上是传承民俗的人们与现代化、全球化相互作用形成的文化事实。在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人们并没有丧失历史创造的力量。”参见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第，27～28页。
［⑦］ 万建中认为，“（目前的民俗志）写作成为一种复制过程，这种复制指的是写作对写作的复制……民俗志成为没有叙事主体的资料集。”参见万建中《民俗志写作的缺陷与应有的追求》，《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
［⑧］参见张士闪：《村落语境中的艺术表演与文化认同》，《民族艺术》2006年第3期；刘铁梁：《作为村落生活与文化体系中的乡民艺术》，《民族艺术》2006年第1期；张士闪：《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⑨］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见钱小柏编《顾颉刚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99～102页。
［⑩］ 施爱东：《孟姜女故事的稳定性与自由度》，《民俗研究》2009年第4期，第5页。
［11］ 张士闪：《俗化的信仰与神圣的艺术》，《民俗研究》2005年第1期；王建民：《艺术人类学新论》，民族出版社，2008年；张士闪：《中国艺术民俗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12］洪莹认为：（艺术人类学研究的艺术行为研究）“一个可能的选择就是回到生活，从外显的、可观察记录的人的行为（包括身体行为和言语行为）入手，从人们关于艺术的言谈举止中去理解艺术的‘现实’存在……人们所由得到艺术经验的这个世界一开始就是一个主体间性的文化世界，个体和与其发生互动的他人共同分享它。因此，个体具有的关于艺术的经验不是个体个人的事，我们所主张的行为研究不是依据行为的归属主体线索来将其从社会生活中‘拎出来’考察，而是把行为放在了具体现实的关系之网络中来加以观照。” 笔者同意这样一种判断，并认为访谈者的访谈行为应作为研究对象的“具体现实的关系之网络”中的一部分，纳入研究视野。洪颖：《行为：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可能的方法维度》，《民族艺术》2007年1期，第52页。
［13］王杰文认为，“任何一个地域的任何民俗事象的实际存在形式，都是整个民俗生活之网中的一个环节，民俗志的撰写者们呈现出来的民俗事象，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又一个网结，而应当是一张可提可挈的民俗之网。”民俗志撰写既以地域为单元，呈现“一张可提可挈的民俗之网”庶可避免当代民俗志撰写中普遍存在的“民俗资料汇编”弊端。作者在此虽是就广泛意义上的“民俗志撰写”而言，而对于乡民艺术民族志研究亦谓深中肯綮。王杰文：《反思民俗志——关于钟敬文先生的“记录民俗学”》，《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第176～177页。
［14］刘铁梁：《标志性文化与昆仑文化》，青海市艺术研究所、格尔木市委市政府编《昆仑文化新谈》，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另见刘铁梁《“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53～55页。
作者简介：张士闪（1964～），男，山东淄博人。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济南，250100。
（本文发表于《思想战线》2011年第2期，发表时有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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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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