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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任何一种知识，本身即存在形式转换的多样性和意蕴阐释的多元性的可能，与乡土社会生活关联密切的乡民艺术更是如此。乡民艺术形式转换的多样性表现在，同一题材往往在传说、音乐、戏曲、曲艺、舞蹈、工艺等艺术形式中都可能有所表现，而且往往在各种文本形式间存在内容上的较大差异。如果我们将同一题材的不同文本形式予以并置并关注其互动形态，就不难发现，这种发生于不同文本形式之间的转换其实是乡民艺术的另一种发展状态。乡民艺术毕竟掌握在艺人和乡民手中，他们在长期的传承过程中不断地把玩、咂味，受到生活趣味的自然引导，不断尝试以多种文本形式予以表现的可能，而文本形式的转换过程本身其实就意味着创新。乡民艺术的题材内容与文本形式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互动关系。从根本上说来，乡民艺术活动可以导致不同文本形式的产生，乡民艺术的活动状况似乎对文本形式具有决定意义。然而，文本形式一旦形成，又会进一步参与到乡民艺术内容的建构之中，成为乡民艺术在生活中展开的重要基础。
当乡民艺术文本进入到乡土社会生活的场域之中，蕴含于文本之中的多义意象与多元张力就可以突破文本的表层结构，在不同人那里得到不同的解读。意蕴阐释的多元性主要表现在，乡民不断地将其生活体验辐射、追加到乡民艺术活动之中，对其知识不断“活用”，不断赋予其生活意义。仍就小章竹马表演而言，西小章村村民对表演活动中的一些细节一直处于磋商与调整之中，而对表演文本中“老座马”一角是否就代表着该村马氏家族的五世祖，也向来众口不一。再如，西小章村马氏家族一直对其竹马表演活动有着不同的理解——或以为竹马意味着“祝马”，视为家族的“吉祥物”，或以为竹马并非马家人所发明，而是哪一代先祖逃荒要饭时，偶然学得此艺，借此谋取衣食，或以为竹马表演的是其五世祖马亮元帅率领众兵将南征北战的经历等等。还有村民试图将上述几种说法予以调和，由此生成了情节更为曲折的竹马故事。上述几种说法，在西小章中间常常引发激烈争论。［11］这说明，即使在同一个村落中，村民关于同一种乡民艺术的知识也会存在明显差异。对乡民艺术意蕴阐释的多元并存，是村落社会生活的常态。
总的说来，乡民艺术活动往往异文众多，这一现象既与作为活动主体的灵活阐释有关，又与乡民艺术在不同文本类型之间的转换有关。学者在乡民艺术民族志书写中所营造的“凝固幻象”，既无法阐释各种乡民艺术活动所凝结的知识，乡民艺术的传播过程，甚至也无法表达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乡民艺术知识本身。
三、现代民族志书写应有的“流动化”追求
既然乡民艺术不是凝固的而是流动的，相应的民族志研究就应寻求一种“流动化”的书写范式。这一书写范式如何建立？
首先，以田野作业为生命线的民族志研究，应透过乡民艺术活动的表层现象去认知其深层结构。仅靠个人访谈、召开座谈会以及整理录音资料而整理文本是远远不够的。按照自己的知识分类向乡民依次询问，或拿出预制表格让其填写，已被证明是极不可靠的方法。因为，这既忽略了乡民划分和表述自身知识的“知识”——这在乡民知识体系中是极其重要的，又忽略了乡民在不同语境中表述知识的差异。尤其是乡民艺术活动，是既定乡土传统与个人即兴发挥的结合，是艺人生计之需与社区精神旨趣的互动，只有深入地观察艺人在艺术活动、日常生活与应对访谈者等各种场合中的表现，以及他们与所处乡土社会的共生关系，才有可能对艺人群体形成比较全面的认知，也才有可能对乡民艺术文本在不同语境的具体运用中予以比较充分的阐释。对于艺人及其乡民艺术活动在不同语境中所生发的意义的关注与阐释，可以突破乡民艺术民族志书写中普遍存在的凝固幻象。
其次，民族志书写应充分注重乡民艺术的交流性特征，从交流发生的语境入手，着力阐释乡民艺术活动中的交流意义及其开放性的叙事结构。如果我们在田野作业中仅仅记录艺人的言行和乡民艺术的外在表现，所获得的就只能是凝固的、不完整的乡民艺术知识，由此所形成的民族志文本充其量只是一幅幅“走马灯”式的乡民艺术活动剪影。比如就访谈而言，访谈者关心的通常是“艺术”，而艺人的言说则多是以对方的问询为契机，从自己当下生活情境出发而做出的一种社会性表达，我们应透过其言说所构成的表层叙事，去理解诱发、促使他如此言说的语境因素，包括他言说的具体场景，言说中的预设与弦外之音等，正是这些因素大致决定了他的言说方式及言说内容。言说本身固然重要，但通过言说有所应对以及如何应对却是理解这种言说的关键。即便这种言说有时候只是为了一种想象中的应对，却依然是言说的动力与活力所在。2003年1月20日，我赴著名泥玩具之乡山东高密聂家庄老艺人聂希玮家中访谈，当他一再强调制作泥玩具是一种祖祖辈辈流传下来、需要后人继承的优秀传统，而他的志向是要配合各级政府通过制作泥玩具以带动整个村庄富裕起来，当早已不再种地的他依然调自己是以种地为主、以捏制泥老虎为副业时，当他对制作泥玩具的经济效益问题避而不答，却巧妙地将话题转移到制作工艺的神秘与不易，他的言说其实是在国家政治高度渗透乡土社会的前提下，村落精英主动贴近国家政治、积极参与乡村社会发展的自觉表达，体现出对其自身可能面临的风险的规避意识，他的言说本身包括回避在内都值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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