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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社会还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而小农经济，按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就是“熟人社会”，人们对外来人员有着本能的恐惧。因而，当时的民众普遍认为工匠、云游僧道和乞丐大多是作法“摄魂”的“妖人”。
在这种氛围下，人们认为自己周围隐藏着邪恶，生命受到威胁，有时就会发生起哄性的事件。而且渐渐地发展为以剪割辫子为主的传闻，比如有的小孩因为学业没完成就谎称被妖人迷倒，辫子被剪了。也有人欠债抵赖，报案至官府说被人迷到，辫子也被剪了。更有甚者因为私人恩怨，向官府“告密”，指仇家为割辫妖人。
到了夏初，谣言被传得又有了变化，说是数百人的辫子被剪，范围包括浙江、山东、湖北等七八个省份。更有传说有人谋划要剪下1万人的发辫，摄魂造桥，用纸剪成人马，黏入发辫，念咒点血，人马便能行走，可以取人财物……
清朝官方判定妖术或邪术的严重与否标准主要视其是否有叛逆色彩。凡是反抗官府和朝廷的就是妖术，反之，即视为一般巫妄之说，以一般事件处理。所以，尽管谣言传布面积很广，各省大员对此却自行处理，拖延隐瞒，不予上报。
此外，各地发生的割辫起哄事件，地方绅士没有参与，官府便认为这样的事情成不了气候。
在中国君主官僚制的统治架构下，绅士阶层是一个独特的阶层。任何群众性活动只有获得绅士阶层的同情和指导才可能达到某种成功，否则只是起哄。
基于这种考虑，尽管谣言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但封疆大吏们对此却一直漫不经心。
乾隆皇帝降旨清查
但并不是所有地方官员都是这种态度，山东巡抚富尼汉就认为这是大事，应该重视并应努力加以清查。
富尼汉是满人，对剪辫子的传闻有特殊敏感。他认为事件带有政治意味，“恐不仅于图取财物”，于是立即调查处理并上报朝廷。
乾隆皇帝当时正在承德的避暑山庄休养，接到富尼汉奏折后也认为事情重大，当天就发出上谕，令地方官留心提防，重点清查和尚、道士，尤其是游僧、游道。乾隆对和尚、道士本无好感，他认为僧人、道士不受官府和村社制度的约束，是有妨于现存统治的。
然而大多数的官员是饱读诗书的儒生，对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古训都是熟谙的，或许他们中也有人或多或少受点影响，但是大多数官员对于升斗小民的鬼怪故事不屑一顾。但皇帝降旨查处自然也要有所行动，所以好多省份都查出了一些割辫、摄魂事件。
随着各地类似报告的不断增加，一向好大喜功的乾隆一下拔高了事件的性质，认为这不是一般的谣言，其背后一定有一个大阴谋，实质是谋反。
谋反，在封建社会里是最重的罪名，也是最带有政治性的大罪。
中国历史上不乏下层草根社会利用迷信、“妖言”组织民众反抗专制统治的事件，历代统治者对“妖言”的防范也是不遗余力的。但乾隆这一次的反应明显过度。
皇帝对事件定了调，并上纲上线。官员们不敢不着力去办。于是，几乎整个国家都卷入清查“谣言”和“反叛”的运动中。
在这种情势下，各种偏差就出现了：有捕风捉影的、有敲诈勒索的、有公报私仇的、有无端陷害的，人性中的贪婪、嫉妒、暴力都被激发出来，受害最多的就是云游和尚、道士、乞丐等下层流浪者。他们或被官府抓捕，屈打成招，或直接被当地民众殴打，甚至被殴打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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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新网－法治周末 2011年04月08日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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