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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断变动着的现实民俗”与“有限度的语境”
语境对于神话的传承与变迁到底有多大影响?在口头艺术的诸文类中，神话往往被认为尤其具有神圣性、因而更具有稳定的特性。[24]因此长期以来，对神话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于神话的文本分析，神话被视为自足的、超有机体的文化事象。这一研究取向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受到了集中的质疑和批评，对于语境中的文本化(textualization)过程的关注成为世界民俗学领域的主导视角之一。我们对于现代口承神话的研究则发现：一方面，神话文本的形成与变迁、尤其是神话的讲述场合与传承方式、讲述者与听众的构成与规模、神话的功能与意义等因素的确受到语境的较大影响。例如，笔者在对淮阳县人祖庙会上的两次神话表演事件进行的考察中，发现口承神话文本并不是一个自足的、超有机体的文化事象和封闭的形式体系(formal system)，它形成于讲述人把自己掌握的有关传统文化知识在具体交流实践中加以讲述和表演的过程中，而这一过程往往受到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因而塑造了不同的、各具特点的现代口承神话文本。两次神话表演事件都是动态的、有许多复杂因素(例如信仰的、伦理道德的、科学的、政治的等等)共同作用的过程。参与表演事件的各种角色之间的现场互动(比如讲述人与研究者之间、讲述人与一般听众之间、第一个讲述人和第二个讲述人之间等等)，也使这些过程充满了交流、互动和协商。这些或明或隐的诸多社会文化因素、表演者和参与者的互动交流等都纵横交织在一起，同时对神话的讲述活动产生影响，从而共同塑造了特定语境下的神话表演行为，并最终塑造了两个“特定的”神话文本。[25]张霞也在比较了魏大爷在前后13年中(1988年——2002年)讲述的5则“大禹治水”异文后发现;出色的讲述者对情境往往有着高度的敏感性，他/她可以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听众、环境等对故事进行用语、内容、结构甚至主题的改动，而每一次讲述都可能使故事原有的母题发生一些变化。讲述者由于情境的变动而对神话进行的改动，导致了大量神话异文的产生(张霞文)。仝云丽在对淮阳人祖神话的研究中还发现：社会、政治、文化语境都从不同层面影响着神话的讲述场合，其中国家力量的干预是讲述场合不断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此外，社会政治语境的变化对于讲述人和听众群体的规模、构成以及神话的传承方式等，都有一定影响(仝云丽文)。而徐芳在山西洪洞县侯村的个案研究中则发现：20世纪末发生在这里的女娲庙的修复与女娲信仰的恢复事件，在讲述者、讲述情境以及听众等各方面，都促使当地流传的女娲神话改变了以往的“消极”存在状态，重新成为了被积极传承的民间传统的一部分(徐芳文)。
上述情形说明，在一定程度上，神话确可被视为“不断变动着的现实民俗”，[26]它们和人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并且经常由人们根据自己当下的需要和目的而被重新塑造和改变，处于不断变迁和重建的动态过程之中，换句话说，其内容、形式、功能和意义等往往植根于由文化所限定的各种语境之中。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语境对神话传统的影响并非毫无限度，尤其就文本而言，语境的影响显然具有一定的限度。笔者通过对兄妹婚神话的考察发现：尽管该神话在每一次表演中的细节和母题组合都有大大小小的差异，但是神话的类型和核心母题的变化很小(见附录)。张霞比较了魏大爷13年间讲述的5则异文，也发现：即使不同异文中的情节和主题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大禹治水神话的核心情节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张霞文)。仝云丽通过比较1930年代以来不同社会历史阶段中人祖神话的讲述，发现外力(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对神话文本的影响相对有限——1934年采录到的兄妹婚神话与21世纪采录的同类型文本差别不大，神话的类型和核心母题变化很小，这说明神话情节结构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仝云丽文)。芬兰民俗学家安娜·丽娜·斯卡拉(Anna-Leena Siikala)在她的民族志研究中也证明了这一点。[27]由此可见，与许多民俗事象不同，口头艺术文本(包括神话)的确有着一定的自足性，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有着自身独具的、独立于语境的内在形式和意义，因此，语境对它们的影响是有限度的。从这一点来说，以往诸多对于神话进行文本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并未完全失去其合理性，而目前中国民俗学界盛行的追求语境的描写、忽视文本的分析，甚至流于“为语境而语境”的做法，无疑有跟风之嫌，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和片面性。
近四十年前，美国民俗学家丹·本―阿默斯(Dan Ben-Amos)在一篇倡导同人“在语境中界定民间文学”的著名文章中，已敏锐地指出：民间文学形式既是超有机体的——它们一旦被创造出来，便不再依赖于其本土的(indigenous)环境和文化语境而继续生存;同时也是有机体的——它们还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语境、文化态度、修辞场景、个人能力等等，都会造成口语性的、音乐性的以及雕塑性的作品在最终结构、文本以及文本肌理(texture)上的不同。[28]这一看法无疑卓有见地，对我们今天的口头艺术研究依然深富启示和警醒作用。
不过，如何真正将文本自身的研究与对语境的研究结合起来?如何在文本与语境的动态互动过程中揭示文本独具的、内在的形式和意义?从现有的研究状况看，这些问题并未得到有效的解决。[29]那么，这样做有可能吗?或者，应该有这样的追求吗?这些问题显然有待国际国内民俗学者的进一步探索。
三、神话传统的积极承载者与消极承载者
在现代中国，是谁在讲述神话?谁是神话传统的保有者和传承者?在讨论神话的讲述人时，学者们一般会强调少数文化专家(cultural specialists)的重要性,尤其是祭司和歌手等的作用。美国民族学家波尔•拉丁(Paul Radin)有一句明言：“我们不妨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土著部族不是把传授神话的人限制在少数有才能者范围之内的。这些人极为共同体所尊敬。一般人们不许问津的原本神话他们可以自由改动。事实上，也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受到了尊敬。”[30]在加利福尼亚洲的皮马人中，只有少数专家才通晓神话，诸如世界是如何创造的、皮马人来自何处等，都由这些专家连续四个晚上讲给少年们听。大林太良尤其强调祭司和诗人(或是两者的组合)在传承神话过程中的重要性，不过也指出“即使在未开化的社会中，并非所有民众都是那么迟钝、无能，也总有少数聪明能说会道的人”。[31]
在中国各少数民族中，神话的传承者主要有巫师、故事讲述者和歌手等，普通人在神话传统的保有和传承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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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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