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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形象原型
弗莱认为原型是“一种典型的或反复出现的形象。”（诺思罗普·弗莱，2006：142）原型往往存在于高度程式化的文学之中，有其固定、传统的“象征系统”。借助原型批评理论，我们在中国少数民族感生神话中寻找到了女性形象原型。它是感生神话中的重要原型之一，她在感生神话的诸多情节中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将其置于中国少数民族的感生神话中，女性形象就较为鲜明地体现为两个类别：女神和女性凡人。
一、母神原型
根据笔者归纳的少数民族感生神话，一共可以列举出以下这些女神形象，她们是苗族人类之母妹榜妹留、彝族神女蒲莫尼衣、壮族创世女神姆六甲、满族仙女佛古伦、泰雅人始祖茵嘎赫朗、水族天女牙线、羌族创世女神朗、珞巴族天女麦冬海依、土族仙女三姐妹、朝鲜族神女柳花，纵观以上所举神话人物，均与这些民族的创世神话和族源神话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创世神话和族源神话是每个民族所保留的最古老记忆之一。在此类神话中，神灵以其独特的神格来完成神的使命。在感生神话中，神灵的神格是一种女性特征的体现，而其使命便是创造人类并使人类繁衍。感生神话之所以选择女性神灵，是与女性原型，即大母神原型有着内在联系的。德国心理学家埃利希·诺伊曼认为大母神是原型女性的一种形态，在人们可以理解的大母神形象出现之前，已有许多象征大母神的形象出现，例如石头、池塘、果类等等，这种围绕大母神形象出现的意象群，呈现出善与恶的对立统一性，“她们是女神和仙女，女妖和女巫，友善的和不友善的，在人类的仪式和神话，宗教和传说中表现一个伟大的未知事物，即作为原型女性主要形态的大母神”。（埃里希·诺伊曼，1998：11）埃利希·诺伊曼在进一步探讨大母神原型的发展时，对大母神所具有的女性特征作了详尽的解释。他认为女性有两种特征：基本特征和变形特征。其基本特征“指的是女性作为大圆（the Creat Round）、大容器（the Great Container）的形态，它倾向于包容万物、万物产生于它并围绕着它，就像一笔永恒的财富”。（埃里希·诺伊曼，1998：25）其变形特征指的是女性趋向于运动、变化的因素，具体表现为女性行经、怀孕、哺育时的种种自身变形和心理变形。从这一阐释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特征的确立是建立在女性生殖特征的基础之上的。女性在生殖能力上的独特地位使其具有给予生命，同时也给予死亡的对立统一性。当然，本文在这里强调的是其正面、积极的方面。总之，生殖能力是女性之所以成为女神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生殖力崇拜的一种表现。在我们列举的感生神话中，这些女神形象均是以其包孕、哺育、繁衍的能力受到推崇的。此外，她们或以人类始祖的身份出现，或以部族创始者的身份出现，这种始祖神的身份认定，来自女性基本特征及其象征意义的表现。在初民那里，女性的身体与容器以及世界形成了一个象征公式，三者之间是相等的关系，这是为什么这些女神又同时是始祖神的一个原因。
作为具有大母神原型特征的女神形象，在中国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中具有较丰富的发展。从正面向度展开，最为典型的是女神原型发展成了民间故事中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妻子（A·魔术故事400－559）（斯蒂·汤普森，1991：560），像汉族的七仙女、白娘子、田螺姑娘故事，藏族和蒙古族中流传的龙女故事，以及在许多民族间流传的天鹅处女型故事均属此类，这些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她们成为某个男人的妻子，有的还成为母亲，她们以超自然的能力使家庭幸福，生活美满。尽管结局各异，此类故事中的女主人公还是具有母神原型的基本要素的：超自然的能力、创造力和包容的能力。
从负面向度展开，女神原型更多地置换变形为巫婆（G10－G399·巨妖的种类）（斯蒂·汤普森，1991：590）和女妖。例如在各个民族中都很丰富的狼外婆故事，在青海回族中的“吃人婆”故事，藏族民众中流传的“狼妻”故事，土族民众中流传的“蟒古斯”故事均属这一类型。她们善变化、狠毒，她们的出现就象征着死亡。而这一类型到了后世作家文学中，则被赋予了更多人性的色彩。汉族古代文学中，志怪小说、唐传奇、话本小说中存在的大量“人妖”恋、“人鬼”恋的故事正是这一原型的变形。这些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女性往往是正统社会所不能认可的“妖”、“鬼”身份，这些女妖、女鬼常常具有双重性：既美丽又贪婪、既温柔又凶残。这种既带给男性快乐、幸福和富贵，也能带来灾祸的女性形象，是能追溯到其源头的。丁乃通就认为：“能给男人以富贵荣华，同时也给人带来灾祸的女精灵，可以追溯到巴比伦女神伊士塔。在别的文化中也有其他的大地女神，她们分别具有伊士塔的特征”，（吴光正，2002：271）这是母神原型在后世文学，主要是民间文学中的置换和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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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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