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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说实话，我没有太新太多的理论方法，但我想，学术研究要有从观念到方法、到资料的连贯性。很多人都关心观念层面、思想层面的东西，但如果没有史料支持，只能停留在空洞笼统的论述里。我是在学校做教学的人，长期以来我们教育学生，要尊重学术基础研究的要素，都知道，文献资料就是首先不能忽视和绕开的。空谈思想谁都会，但你要把思想表达和学术基础结合，才算是有价值的东西。在讨论“中国”和“周边”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这不仅是一个有意义的思想话题，而且是一个有广阔空间的学术领域，因为周边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印度等等地方，有很多有关中国的资料，过去利用得不够，我们现在提倡使用这些史料，也许能够丰富对中国的认识。
如今中国，几乎已是欧美各种新理论的试验场，用这些理论讨论现代中国的形成，现代思想的兴起，现代世界中的中国处境，很时髦很吸引人，不过，有时候是在抽象理论上的逻辑演绎，既与历史环境无关，又缺乏史料支持。比如，你拿欧洲的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历史为背景，去讨论“现代中国”的形成，而不讨论宋代中国意识的兴起、蒙元时代的汉族文化共同体、明代借民族主义而兴的文化建设、欧洲传教士来华后的世界观冲击、清代朝贡体系的崩溃与天下观念的内囊空尽；讨论宋代中国，你不知道辽夏金和宋的“勘界”、“市舶司”和“边市”的形成、正统论和中国论的兴起、道学与佛老的纠缠，以及《宋史》首次出现“外国传”与“蛮夷传”分别的象征意味，总是一味空谈“帝国”与“民族国家”，看上去好像与洋人不同，实际上不过是在同一脉络中与洋人故意立异而已，而故意立异，有时不过就是“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
七
回到正题，你也许会注意到，我在书中有一些章节涉及日本。之所以要强调日本自明治以来的思想与学术问题、背景和目的，是因为自从晚清以来一直到现在，中国学术和思想受日本影响很深，至今还有很多学者追随日本研究的思潮和风气。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日本学界，包括日本的中国学界，它的研究背景，是“日本”而不是“中国”。我的讨论的目的，一是指出日本和中国一些倡导“区域”或“亚洲”研究的人，在强调“亚洲”普遍性时会忽略“中国”特殊性；二是要指出日本学者强调“亚洲”的背后，既有学术现代性的追求，也有明治以来日本国家主义的政治意图，而有的人总是忽略从明治以来日本中国学或东洋学的政治意涵，以为这里只有所谓批判现代性、超越民族国家的意义；三是要指出，一旦忽略中国（以及日本）国家（皇权）的特殊和强大，则容易淡化东亚的国家在形塑历史和建构文化上的强大作用，忽略民族国家立场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在东亚，国家未必是“想象的共同体”。空谈“超越民族国家”或者“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好是好，可并没有那么容易。你看，天皇制度和神道教，是否受到中国道教影响，在日本就争了八十多年，你能轻易忽略这种来自“国家认同”的立场和影响吗？东亚诸国在政治权力、文化生活和地理边界上往往相对稳定，所以，我要再说一遍，国别史不可简单认为其过时，可是一些时尚学者多认为理论如时装，越新越好，故特别蔑视国别史。我总觉得，有时不妨采取“保守”些的立场，别太前卫了，别太赶时髦了，在中国思想和学术背景里面，不光是“国别史研究”还没有过时，我甚至觉得，“冲击-反应”论也没有过时，“现代性的追求”也未必就过时。
当然，我并不是说不考虑周边的影响，尤其是“近世中国”，往往你要把它放在“周边”的背景中观察，所以我说应当是“全球背景与亚洲视野中的中国”。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最近我在准备去美国做的一个报告，要讲的是乾隆五十五年前后安南国王到承德朝觐的事情。我会用两张不同的安南国王觐见乾隆皇帝图，两幅画里的安南国王，一位姓黎，一位姓阮。姓阮的把姓黎的赶下台，姓黎的失去政权，就到承德觐见乾隆，被编入旗籍，只好剃头换衣服，后面这个得了天下的阮姓国王，也急匆匆到承德来，有人说，这是个假国王，因为怕乾隆扣押，就让一个相貌相似的人假冒。可是，为了得到乾隆对安南政权合法性的认可，匆匆来的君臣也主动换了大清衣冠。这里，衣冠就涉及“认同”或“承认”的问题，安南国王改变了旧时衣冠改穿满清服装，这在其他地区也许不是严重问题，在中国及周边诸国，就是严重的问题，冕旒衣冠是“承认”和“认同”的象征，不仅涉及民族（华夷），而且涉及国家（王朝）。可是，这个事情，反应最激烈和最敏感的，又是朝鲜的文人和使臣，他们对这件事情不依不饶，反复论述，所以，这就成了一个国际事件了。因此，这里面涉及变动中的东亚秩序，以及朝贡体制、国族认同等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当你讨论十八世纪中国的时候，你不得不考虑周边，甚至更遥远的欧洲，就在一个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场景里面，图像、历史、认同、排斥、族群、国家的问题都交集在一起，这就非常有趣。
好了，说得太远了，就此打住罢。
(葛兆光 / 口述；盛韵 /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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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1年 2011-02-27 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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