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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1989年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不仅改变了它的政治景观，而且尤其改变了其文化上的自我认识。一些观察者甚至声称：1989年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新的”欧洲!他们的话有两方面的指涉：第一、对于跨国的(transnational)空间和统一体的共识;第二、重建的各种国家认同的不同模式。
不过，在1989年之后，许多人才逐渐意识到：欧洲认同的观念在历史上、现实中是如何年轻而又模糊。这是因为：一方面，将欧洲作为“西方”或者“基督教”的前现代自我认识大多是建立在对于权力的历史性观念的基础之上的。或者它们是被建构为与“外在的他者”相对立的划分：“欧洲”是与非洲或亚洲不同的。并且，这些自我认识从来不考虑整个欧洲大陆，既不在空间上考虑，也不在文化上考虑，而仅只考虑欧洲的南部和西部，比如意大利、希腊、法兰西、大不列颠等等——它们被视为欧洲文明的经典核心的代表。另一方面，当欧洲在19世纪被视为一个整体的时候，它追随的是这样一个观念：“诸国家的欧洲”。一直到20世纪，这一观念本质上并非有关文化上的相似性与政治上的融合。相反，其主导性的原则是：区别的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即通过国家的形象与民族的成见来达到相互的、策略性的区分,也就是，通过共享国家的血统、历史、语言等形象——也就意味着通过文化的形象，以及通过绘制国家的边界、领土和精神的地图等方式，来达至彼此的区分。因此，一种对内的“国家的共同体” 的观念被期待建立，而对外建立的则是一种“陌生”感：沿着一条由起源(血统)所界定的严格边界以及对于归属的文化观念，来区别“相同与相异，朋友与敌人”。
这一观念获得了成功，因为欧洲民族主义从根本上即立足于情感上的和审美上的认同观之上。通过它们，人们学会对国旗和国徽做出情感上的和具体化的反应。英雄的照片以及崇高的声音被创作出来，以唤起集体的情感：唤起一种象征性的、被渲染的“命运的共同体”、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借用美国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的说法)的感觉。
考虑到文明的历史，这些国家的“鸡皮疙瘩”(用于打造国家认同感的所谓民族特征的具体呈现)所关心的是一种“物质上的”和“身体上的”身份。因此，它们代表了一种对精神进行驾驭(mental dressage)的重要行为。众所周知，这最终不仅唤起了戏剧性的情感，而且还引发了悲剧性的欧洲与世界的战争!
下面我要再一次引用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 的精彩说法。白里安是一战和二战期间的法国总理，是一个真正的“忠诚的”欧洲人。他的这段话写于1920年代，它以一种老手的恶作剧式的口吻，显示了这一运用国家形象和情感来进行的历史性的“欧洲游戏” ：
一个俄国人——知识分子
两个俄国人——芭蕾舞
三个俄国人——革命
一个意大利人——曼陀林琴
两个意大利人——黑手党
三个意大利人——战败
一个德国人——学究
两个德国人——啤酒派对
三个德国人——战争
一个法国人——胡言乱语者
两个法国人——恋人或夫妻
三个法国人——会议
一个英国人——白痴
两个英国人——体育比赛
三个英国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1920！）
一个美国人——一杯鸡尾酒
两个美国人——两杯鸡尾酒
三个美国人——三杯鸡尾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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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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