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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70年代末以来，开放的大陆使海外人类学学者得以走入中华文化的核心区域，村庄民族志也因此再度成为解读中国社会的有效路径。从乡村聚落的描述到都市化进程对农民命运的改写，不仅展现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也实现了海外中国研究范式的创新。您认为海外人类学的大陆乡村研究对汉人社会研究，乃至整个的人类学研究有什么重要的启示?
黄：海外人类学学者的研究对我们是有推动作用的。六、七十年代，在我们的研究停滞的时候，海外人类学学者因不能进入大陆进行研究，多在台湾和邻近广东的香港新界地区作调查，出版了一些在西方学界很有影响的著作。比如，颇特(Jack M. Potter)对新界屏山坑尾村邓氏宗族的研究(《资本主义与中国农民——香港一个村庄的社会经济变迁》，1968)，华琛(James L. Watson)对香港新界新田村文氏宗族(《移民和中国宗族，文氏在香港和伦敦》，1975)和裴达礼(Hugh D.R. Baker)对上水村廖氏宗族的研究(《一个中国宗族村落：上水》，1968)等，展现了华南地区的中国宗族村庄的今昔，叙述五十年代后这些宗族乡村的历史性变化。这一类型的村庄在广东尤其珠江三角洲很有代表性。颇特夫妇(Sulamith H. Potter & Jack M. Potter)于1979年至80年代前期调查研究东莞茶山镇增埗，出版了《中国农民——革命的人类学》(1990)，书中细致地描述了在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一个乡村社会的历程。萧凤霞(Hellen F. Siu)研究新会环城乡，1989年出版了《华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农民革命的协从》，从权力、国家与社会的视角解读中国社会，功不可没。 颇特在前一本书中研究了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民社会经济产生的变化，引述了费孝通先生在Earthbound China 一书所说的，西方工商业进入通商口岸的城市，倾覆了农村经济的不稳定的平衡，导致农民的破产。在后一本书中，颇特重申他的观点，进一步分析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后中国农村社会的深刻变化，认为外来资本伤害但也刺激了中国的农村经济，并没有导致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和破坏民族工业，反倒给农村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茶山镇的例证没有支持费先生的观点。其实费先生所提出的看法也是中国学界的普遍看法，在旧中国，西方工业扩张，中国传统工业主要是乡村手工业迅速衰亡;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引进外来资金为我所用，两个不同时代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讨都有助于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应该说，我们从海外人类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多启发，同时也在我们的研究中提出了与之商榷的事实资料和看法。
孙：您曾经论述过，将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是中国人类学对世界人类学的贡献。汉人社会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无论是地方史志还是野史文献，使得迈向田野的历史学与回归文献的人类学都有了新的生长点。近几年，历史人类学获得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也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那么，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将对汉人社会研究有着怎样的推动?
黄：关于历史人类学的定义有各种解释，我主要从研究方法上理解历史人类学。我们着重体会，而且在实践中也认为如果我们的人类学研究只是用田野调查方法也将受到局限，特别是汉人社会研究，不采取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很难奏效。外国学者M.弗里德曼在60年代就提出来了，他们认为汉人是个复杂社会，汉人的文献很多，你不懂中国历史，怎么研究这个(汉人社会)?实际上从50年代初开始，我国民族学者研究少数民族，也都重视研究他们的来源和历史发展进程，注意搜集古代的社会文化史料，因为研究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不能仅仅依靠田野调查了解现存的情况，必须了解它的历史发展，才能知其所以然。研究汉人社会，更加体会仅仅依靠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之不足，需要与历史研究相结合。我认为宋蜀华先生做得很好，可以看他的著作《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和《中国民族学纵横》等，特别是他讲的中国民族学的纵横观。他认为历史人类学研究历史上某个时期某个民族、族群社会文化的过去，这一研究有助于研究该群体的现在和未来。宋先生的研究主要是少数民族，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个纵横观，纵横研究相结合，也就是说历时性的研究与共时性的研究相结合。历时性研究可以就研究对象进行纵深的研究，共时性研究不仅通过实地调查了解研究对象的现实情况，还可以作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宋先生对我国西南民族特别是傣族有精深的研究，用自己的研究实践证明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必须与历史研究相结合，这是他研究人类学(民族学)数十年的最重要的经验，也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经验总结。我这里是举例而言，实际上许多前辈和年轻学者的研究都提供了类似的经验。
历史学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关注平民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尤其在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方面，近年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我们注重人类学研究方法与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结合，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汉人社会研究将起推动作用，不同学科的交流合作，发挥各自的学科特长，相互借鉴，将大大加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孙：海外中国研究具有跨学科合作的特点，近年来大陆的汉人社会研究也呈现出了这种特色。这种不同地域、不同学科学者的共同参与，是否意味着对汉人社会的跨区域类比研究更有建树?您认为，人类学汉人社会研究的前景如何，前路何在呢?
黄：我相信汉人社会的研究有广阔的前景。我国地域辽阔，汉人人口众多，社会文化复杂多样，不同地区各有特点，自古就有丰富的资料记载。要有不同学科的整合，不同区域的比较研究，才能掌握汉人社会文化的特点。要认识中华文化，必须研究区域文化，进行不同区域文化的比较研究。近年各地进行的区域文化研究，如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珠江文化、关东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湖湘文化、徽州文化、徽商文化、晋商文化等，出版了许多有关文化史的论著。大多数研究倾向于根据历史资料，研究历史上的情况，对于读者认识中国历史文化大有帮助。进行跨学科研究，互动互补，将使研究深入开展。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优势，人类学研究区域文化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人类学更关注对人的研究。各个地区的人群受不同生态环境的影响，他们创造的生活方式也各有自己的特色，展现在物质的、非物质的以至精神领域。汉族分布广，汉文化有共同的特性，不同地区也各显风采。研究汉人社会还可以看到，在历史进程中汉族与不同民族、族群及其文化相互吸收交融。研究不同族群的文化如何汇成洪流，发展成为中华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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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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