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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在人类学的汉人社会研究领域，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一直处于先锋地位，能否称其为“人类学的华南学派”?在您看来，为什么这两个研究机构能够独树一帜，并在闽台汉人、华人华侨、广东汉族的研究方面各领风骚?
黄：能不能称为“人类学的华南学派”?我没想过。以前我看过2000年12月22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蔡志祥、程美宝教授的文章《海外学者的“华南研究”》。这篇文章概括介绍了学者们(包括中外学者)把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以华南为基地，对华南区域社会文化进行研究，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也看到有学者把这种研究方法称为华南学派的文化实践的研究方法。
厦门大学在汉人社会研究上比中山大学先走一步，他们开始得早。他们在研究福建的主要少数民族畲族之外，比较早就开展汉人社会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又与台湾学者合作，开展“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进行实地调查，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我们在90年代初深感在广东进行汉人社会研究的必要性，需要争取解决经费，需要有人领头来做这个课题，团结、组织一班人共同奋斗。《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及其调查报告集是我们研究的开端，其后继续进行并出版了《广东世仆制研究》、《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族群与族群关系》等著作。20世纪20年代葛学溥在粤东潮安县凤凰村进行研究，写了《华南乡村的生活》;40、50年代杨庆堃先生调查广州郊区南景村，写了《向共产主义转化前期的中国村落》。周大鸣在葛学溥(Daniel H. Kulp)之后七八十年重访凤凰村，你在杨庆堃(C.K.Yang)之后半个世纪回访南景，写成了你们的博士论文，让世人看到了凤凰、南景的变化发展，展示了人类学研究的魅力。何国强研究客家人及其文化，其博士论文成果《围屋里的宗族社会——广东客家族群生计模式研究》出版后获得好评。有的老师对农民工的研究已进行了多年，重点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也包括邻近广东的南方几省。汉人农村社会调查自然涉及乡村都市化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受到关注。水上人(疍民)研究多年来受到大家的重视，出版了八九十年代系内教师所作的调查研究成果，整理出版了前辈伍锐麟教授所作的调查研究报告，完成了几篇研究疍民的博士论文，还有几位外国留学研究生正在进行疍民研究。这里主要说的是汉人社会研究，系内老师同时还进行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发表了研究藏族、维吾尔族以及苗族等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论著。考古学专业老师发表的大量论著都不在此列。近年进行珠江流域各族历史社会文化的研究，从珠江之源开始，把生活在珠江流域的汉族和少数民族都纳入研究视野。目前的研究似乎有偏重于汉人社会的趋势，但认为少数民族研究也应受到同样的重视。人类学系本科学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实习地点，八九十年代多在瑶族、壮族、畲族和海南黎族地区，近几年的调查实习包括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我们认为，这两类地区的实地调查经验对学生同样宝贵。境外相邻地区族群的研究也即将启动。
孙：1950至1970年代，海外学者因无法亲临大陆进行田野研究，于是将台湾和香港作为中国研究的替代品。陈绍馨先生称台湾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实验室”，王崧兴先生从浊大计划入手进行汉人社会研究，并提出了“从周边看汉人的社会与文化”的理论主张。而此时的大陆人类学研究是沉寂的。今天看来，这一时期港台汉人社会的研究为大陆学界提供了那些宝贵的经验?应该怎样评价他们的历史贡献?
黄：李亦园先生的《民族志与社会人类学：台湾人类学研究与发展的若干趋势》(1993)，王崧兴先生的《台湾汉人社会研究的反思》(1991)，乔健、高怡萍的《台湾人类学的现况与发展：评述与建议》(1996)和黄应贵先生的《几个有关人类学在台湾之发展的议题》等文章，都对人类学在台湾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其中讲到了研究阶段的分期、研究方向转向汉人社会的原因等问题。
你问“港台汉人社会研究为大陆学界提供了哪些宝贵的经验”，这也是我十分关注的问题。80年代以来台湾学者与大陆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交往频繁，合作研究。看到了他们的不少著作，他们的很多经验可以供我们借鉴。他们前期研究少数民族(高山族应包括十个民族)，后期多研究汉族，做调查非常细致，研究深入，出版了很多著作，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对台湾社会的研究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对少数民族和汉人社会的研究都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经验。李亦园认为，台湾人类学研究的发展过程，如与大陆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配合在一起观察，其间有许多交叉转换互为增长的现象存在。1965年之前的15年 是高山族研究的民族志学时代， 研究方向是大陆“南派”传统的延续。1965年以后出现了汉人乡村社区研究的热潮，使人想起大陆北派人类学传统由费孝通先生所代表的“乡土中国研究”。李亦园说自己与王崧兴间接地受费先生的很大影响。黄应贵文中说，40年代末由大陆迁台湾的人类学家属历史学派，以汉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燕京大学社会学派没有迁台。王崧兴认为，研究台湾汉人社会，一方面来自欧美人类学界，带来了当代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在潜意识上则很难否定有一种企图，就是想去继承燕京大学建立的社会人类学的传统”，“战后台湾汉人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自一开头就是大陆本土研究的延伸。”80年代以后的台湾人类学研究仍不出社会人类学的范畴，并提倡不同学科之间的综合研究，提出用中国观念去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对高山族文化的研究努力摆脱重建过去文化的手法，而着重于现代实质社会与文化的探讨。乔健先生更提出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化，“一是在分析与解释上能广泛引用现有人类学理论同时又能提出创新的独特见解;二是针对人类学理论中所关切的基本问题能够提供新的民族志材料或者新的诠释模式。”
有一次我跟李亦园先生说，看来两岸的人类学研究走着一条共同的道路。从具体时间上看，似乎在重点研究少数民族或汉族上有所不同，呈现交叉转换，实际上走的路基本一致。两岸都有少数民族和汉族，少数民族人口都属少数，汉人都是多数。1949年以后，两地情况虽有不同，都需要先研究少数民族，然后开展汉族的研究。我在前面谈到大陆这方面的情况，50年代初，为使各民族能够享受到民族平等的权利，必须首先开展对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提出科学的依据，确定中国有哪些民族。五六十年代为各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以及为每个少数民族写一本历史，使研究少数民族的工作延续了十几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研究停顿下来了，只有少数人还在边疆作调查，70年代后期是一个恢复阶段。迁台学者前期主要研究高山族，延续历史学派的传统也是原因之一。两地学者开展汉族的人类学研究也有相似的因素，尽管具体的时间不完全一致。就大陆而言，人类学既然要研究中华各民族，汉民族的研究必须提上日程，80年代中期，中国民族学会下设汉民族研究分会。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的复兴，与台湾人类学者的学术交流，海外人类学者在港台地区汉人社会的研究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起促进的作用。台湾学者研究汉人社会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经验，两地的情况还可以相比较，特别是台湾的汉人与华南地区的汉人还有渊源关系，两岸的客家人、福佬，还有少数的广府人，他们的文化特性都相似。汉人迁台及其后在当地的发展，宗族家族制的变化，唐山祖和开基祖，婚姻制度、民间宗教信仰等问题的研究，对海外华人的研究等，都引起我们很大的兴趣。全中国面积很大，民族很多，历史文献资料浩如烟海，是开展人类学研究的理想园地，50多年来我们的民族志研究虽已有不少成绩，但还有待深入调查研究，并随着社会的发展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台湾学者也在内地做田野调查，研究少数民族，也研究汉族，乔健先生研究瑶族，也研究山西汉族地区的乐户。台湾学者的好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两地情况虽有所不同，运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于实际却是共通的。我注意到七十年代台湾人类学学者曾经提出过不能过于跟随西方。记得1984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召开过一个国际人类学学术研讨会，我来参加会议，聆听了郑德坤先生在大会上的报告。其中两点给我很深的印象，其一是说“南派”和“北派”的合流，其二是认为不能过于紧跟西方。关于后者，八九十年代在香港和大陆举办的几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大陆和港台学者共同讨论中国观念的问题，有着广泛的影响。老一辈学者给我们的提示至今还有现实作用。要用中国观念去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做到中国化而不是西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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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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