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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您曾经在《从异文化到本文化》一文中，讲述了自己50年的田野实践。您认为前40年的少数民族研究为后10年的汉人社会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您的祖籍是广东，岭南文化是您熟稔的家乡文化，那么您对西南、东南等十几个少数民族研究的视野、眼光是怎样在您广东汉族的研究中得以体现的呢?
黄：我一直认为，不研究汉族的问题，少数民族研究的问题就解决不好。当然，反过来也是这样。因为汉族与少数民族从古至今都密切结合在一起，想不研究也不行。民族学研究搞了几十年，在一个长时期都是一个一个民族地研究，对每个民族进行专门的研究是需要的，但不全面。汉族是主体民族，不研究的话在研究其他民族时许多问题说不清楚。我们从1993年开始做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可以说我们起步已经有点晚了，开展对广东汉族的研究，在当时来说我们也比较落后了。当时福建已经做了很多研究，福建与台湾的人类学学者一起，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再看广西的情况，我们做的也不如广西，我们强烈地感觉到，如果不开展对广东的研究的话就很不好办。所以我们向岭南基金会申请的时候就提出了要做广东族群和区域文化研究，研究也包括少数民族，但主要是汉族。那时及其后北方不少地区进行区域文化研究，别人看了我们的研究成果，认为广东的确很有特点。他们研究区域文化，大都着重历史研究，为了说明历史演变，也在当地做一点调查。一般的区域文化研究主要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此相比，广东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都有明显的特点，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用人类学四个分支结合其他学科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能够深入研究，突出特点。再说广东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先走一步也已经走了多年，社会、经济、文化都有巨大的发展，对这里的社会文化变迁，不能熟视无睹。再从理论方面看，尽管以前都讲三个民系，民间老百姓也都知道广府人、潮州人、客家人各有不同，但是缺乏科学研究，没有在理论上说明问题。我来广东以后参加有关学术研讨会，很多人提出来，说你们能不能从理论上说明这个问题?什么叫“民系”，不同民系根据什么区分呢?是根据文化吗?什么叫文化?能不能从理论上说清楚?当地学界和民间提出的这些问题，应该有人研究解决。还考虑到海外学者由于长期进不来，就在香港等地研究，研究对象主要是华南地区、广府民系，也提出了一些观点。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研究予以回应。
前40年研究少数民族的经验对后10年的汉人研究有所启迪。中国各民族的分布状况与外国如前苏联等不同，我们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在居住地域和历史发展上密不可分，这是一个基本情况。学习人类学逐渐习惯从整体来看，脑子里装着一幅地图。我从少数民族的辽阔的田野转向汉人社会，尤其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做研究，特别深切体会人类学研究的整体观点和比较的观点。第一点是整体观，它使人有开阔的视野，站高一点，全面、整体地看问题，也就是用宏观的眼光做微观的研究。第二点是比较的眼光，脑子里的图像多了，自然有个比较。虽说有些东西是汉族的，甚至是自己家乡的，但过去看不到，现在看到了。亲眼目睹和感受各民族地区的不同社会文化，同一族群的多文化现象，以及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让我特别感兴趣。我觉得，做人类学研究如果能在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都做些田野调查是有好处的，先做少数民族的也许会更好。1955年我在广东海丰县红罗畲族村作过调查，2003年又有机会重访，研究的是过去8户人家37人、现在27户人家183人的一个畲族小村，过去积累的经验让我很自然地把它放在一个大背景之下，把他与整个中国联系在一起。把他跟其他地方的畲族联系在一起，跟他相邻的汉族联系在一起(它在汉族的包围中)，也跟其他民族联系在一起，从全面的整体的来看，就能够提出新问题，深入研究下去。
孙：在50年代后的30多年里，大陆的人类学研究是在民族研究的名下进行的，汉人社会的研究始终没有提到日程上来，直到80年代中期，汉族研究的重要性才获得学术界的认同。这期间您曾撰文，表达了从事汉族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至90年代中期，“走出山野”依然是中国人类学界的期待。那么造成这种沉寂状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人类学研究“异文化”的传统根深蒂固，还是学者门扬长避短的研究策略，是民族工作的现实需要，还是诸如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占据了汉族社会的研究领域?
黄：对于这个问题，你已经提出了几种可能，其实都有点关系。是否“人类学研究异文化的传统根深蒂固”，这个是有关系的。本来民族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第一代学者(如果他们活到今天已超过百岁)曾多次讨论过中国人类学研究什么的问题，大多数人趋向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研究原始社会部落，研究落后民族的异文化。西方的人类学就是研究原始部落，研究异文化的。新中国建立之初人类学被取消了，怎么办?苏联民族学重视研究原始社会史，研究原始社会史也是符合学科内容的，因为西方人类学理论主要建基于对原始社会、原始部落的研究。历史学、考古学也研究原始社会的历史。民族学研究可以提供世界上各地原始社会部落的社会文化资料，有独特的作用。前述苏联专家来中国教民族学，主要讲民族志、原始文化史等。苏联著名民族学家M. O. 柯斯文的《原始文化史纲》当时很流行。50年代教育部让中央民族学院与中山大学提出《原始社会史》的编写提纲。
民族学研究长期偏重少数民族的研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适应国家的民族工作的需要，国家确实很需要开展少数民族的研究。民族政策的核心是民族平等、团结，共同发展繁荣。我国到底有多少个民族，各少数民族解放前夕处于哪种社会形态，必须进行研究，根据每个民族的具体情况进行社会改革，一个是民主改革，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还要给每一个少数民族写一本历史。人类学、民族学者在这些工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有的文章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我不赞成。因为当时民族工作的需要，所以着重研究少数民族，而来不及研究汉族。我的体会是“来不及”，因为没有人认为不该研究汉族，几十年中，男女老少的民族学者，都没有人反对研究汉族。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而且公开表态，必须开展汉族的人类学研究。在研究少数民族的过程当中，由于缺乏对汉人社会的研究，缺乏对研究对象周边汉人地区情况的了解，影响了研究的深入。总之，学者们认为应该研究汉人社会，以前来不及研究。但是还必须继续研究少数民族。是不是社会学、民俗学研究占据了汉族社会的研究领域?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关系很密切，但社会学不是对汉族进行人类学研究，它注重研究当前社会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民俗学注重研究民俗文化，民俗学研究民俗文化，既可以研究少数民族的民俗，也可以研究汉族的民俗。
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整个进程当中，由于上述等原因，逐渐形成了民族学主要研究少数民族这样一个局面，这并不是学科的定位。1956年费孝通、林耀华联名发表的《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一文中说：“以为民族学是一门研究少数民族的科学，把少数民族和汉族分开来作为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没有根据的。……肯定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一切民族在内的，在中国的范围里，不但要研究少数民族也要研究汉族”。《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里也没有说民族学不研究汉族。费孝通先生说民族学只研究少数民族不研究汉族，理论上说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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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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