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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人类学汉人社会研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费孝通、林耀华等老一辈的学术研究堪称是那个时代的经典之作。然而，我在与学生进行今昔比较的讨论中，他们曾质疑学界的评论大有厚古薄今之嫌，因为与老一辈学人相比，新一代中坚力量在引介西方理论中也做出了同样的贡献，那为什么说老一辈站在了世界人类学的前沿，而评价当下学界却说循复西方理论而缺乏独立创新?您认为个中滋味我们应该如何评说呢?
黄：老一辈学者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外国人类学家研究中国的书，没有哪一本不提费先生的《江村经济》和林先生的《金翼》的。同一时期的著作还有杨懋春先生的《一个中国的村庄：山东台头》、许烺光先生的《祖荫下》及其他等。这些著作在国内外同行中产生普遍的影响，固然由于这些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人类学著作有其典型性、代表性，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书都是用英文发表的，外国人看得懂，中文书外国人大多看不懂。费先生的《乡土中国》也有重要的影响，《乡土中国》一书是研究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一部经典著作，直到现在还得到人们很高的评价。尽管费先生后来说当时是写一篇算一篇，得些稿费补贴生活，实际上你一篇篇地看，便体会到《乡土中国》对中国社会做了深刻的剖析，提出一些概念，帮助我们具体地理解中国社会。费先生后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文化自觉”等，更是成为有广泛影响的概念和理论。林耀华先生的《义序的宗族研究》是他经过田野调查写成的硕士论文，是他二十多岁时的作品，仔细地读，你会发现它描述中国社会的宗族家族制度是那样的系统、完整、清晰，这是中国人类学学者实地调查研究汉族的家族、宗族制度写成的第一部人类学著作，根据现实的社会情况，解剖中国的宗族家族制结构，特别是对亲属关系系统的分析，通过亲属称谓网络准确细致解释宗族家族间人与人的关系，是研究中国亲属制的范例。M.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研究华南的宗族组织，构筑宗族理论，以林先生的《从人类学的观点研究中国宗族乡村》为重要依据，这篇论文是义序调查的研究成果，弗里德曼没有看到至世纪末才出版的《义序的宗族研究》。林先生对亲属称谓制情有独钟，我曾跟随林先生在多个少数民族地区作过调查，他很重视亲属制研究，常常由他发问，我负责记录，可惜这些资料在文革时全都丢失了。今天前辈学者虽已离我们远去，他们留下的学术思想却日益和我们贴近。
这些年一些年长老师谈起人类学研究的时候，也涉及到你的学生问你的问题。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后，新一代中坚力量在引介西方理论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有不少人深入田野，出版了一批论著，人才多了，研究领域拓宽了，学科正在发展，人类学事业后继有人。你说的学界评论厚古薄今，为什么“说老一辈站在了世界人类学前沿，评价当下学界却说循复西方理论而缺乏独立创新”?我知道的信息很少，不了解具体的评价。就我所听到的来说，有的评论认为，早先老一辈学者学成回来后，不管倾向功能学派或者历史学派，都着重结合中国的实际，研究中国的问题。他们贯通理论，联系实际。介绍外国人的理论，也说得明明白白。与此相比，可以看到一些差距。是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在介绍西方的新理论方面，有些翻译著作或文章中引用的译文往往晦涩难懂，有些论著文字是翻译式的语句让人看不明白，还有的不仅属于文字表达的问题，而是作者如何理解的问题。如果国人特别是本专业的人都看不懂，读不下去，不能不说是个遗憾的事情。这些问题不仅在读的学生提出来，在研讨会上一些留过洋的老先生们也曾提出同样的困惑。人们不懂，主要不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当前国外的学术动态所以不懂，正因为不懂才需要有人帮助他弄懂，要做到这一点其实要花很大的力气，这就是“功夫”。另一方面就是研究要跟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费孝通先生的论著让你感觉到很贴近现实，他将那些理论、道理结合中国的情况给你讲，你觉得很明白。吴文藻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介绍西方人类学理论的文章明白易懂，所作评论言简意赅。现在我们有些文章让人看得很费劲，很难看明白。前几年讨论“族群理论”，非常热烈，大家很感兴趣。但研究也往往局限于介绍外国人的族群定义，或一切以此为依据，未能着重联系中国的情况进行研究，提出看法。总的说来，年轻学者已做出显著的成绩，你所引用的评价说得并不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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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本文责编：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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