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在20世纪20年代便对这个现象有过精彩分析。他说:
中国人原来各个都是顺民,同时亦个个都是皇帝。当他在家里关起门来,对于老婆孩子,他便是皇帝。出得门来,以其恭顺和平之第二天性,及其独擅之“吃亏哲学”,遇事随和,他便是顺民。参加团体众人之中,不卑不亢的商量,不即不离的合作,则在他生活中夙少此训练(尤以士人生活及农人生活为然)。(梁漱溟,1996/1921:93)
巧合的是,在讨论这种集顺民与暴君为一体的人格时,梁漱溟也同样用团体格局下的平等人格作对照。从梁漱溟到费孝通,我们看到的是五四之后两代知识分子某些共通的理念。
回到费孝通当年的命题,如果说团体格局与平等人格互为因果、无法分开的话,差序格局与这种需要不断调整界定的人格也是互为因果、无法分开的。在缺乏更佳选择的情况下,我权且将这种弹性人格称之为“差序人格”。
越是在差序格局之中得心应手,呼风唤雨的“能人”,越容易拥有这种“能屈能伸”的差序人格;而具有差序人格的个体越多,差序格局的结构也就越稳固并反过来更加有力地塑造差序人格。
这种人格上的不平等和弹性与差序格局在平面结构方面的界限模糊(一切以己为中心),都来自于同一个原因,即,在差序格局的社会里,作为个体的个人绝不是不可再分割的、具有本元意义上的最小单位。相反,个人仅仅存在于一系列的关系之中,并通过这些关系来不断地根据具体情境(即自己与对方的关系)来界定自己的位置、角色以及存在的意义。
由于我们一直忽视了差序格局的纵向的、等级化的一面,我们也一直没有注意到差序人格的重要作用。这也必然会影响到我们对于中国社会的全面认识。
四、要点和结论
费孝通的本意是分析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他以差序格局来概括中国社会的结构,与之相对照的是西方的团体格局。
差序格局是个立体的结构,包含有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序”,也包含有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多数学者都只看到“差”而忽略了“序”;这是有关差序格局的学术话语中的一个误区。
差序格局的维系有赖于尊卑上下的等级差异的不断再生产,而这种再生产是通过伦理规范、资源配置、奖惩机制以及社会流动等社会文化制度实现的。
差序格局否定人格平等的可能性,不承认权利义务之间的平衡,最终导致差序人格的产生。对于等级差异的强调也决定了差序格局之下只有如费孝通所说的“自我主义”,不会有个人主义。而没有独立、自主、自由的个人及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也不会有团体格局。
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之间存在的是社会结构原则的差异,是基本价值观的差异,而不仅仅是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或者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之间的不同。因此,经济发展自身不会改变差序格局;相反,经济发展还有可能有赖于差序格局。例如,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紧密关系是为人熟知的事实。换言之,只要社会尊卑有序的价值观和社会现实不变,差序格局和差序人格就会继续存在。在这个方面,现代化国际化的大上海与仍然处于小农经济中的边远乡村之间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如果仅仅将差序格局理解为一种平面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关系网络,这一概念的现代内涵似乎十分有限。因为,它可能不会再为已有的网络研究理论提供什么更新的启示。同样,倘若将差序格局仅仅理解为产生于农业生产方式和乡土社会的一种关系网络,那么,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和乡土社会或早或迟的消亡,差序格局概念的现代内涵也会逐渐消失。费孝通当年将差序格局与农业生产、乡土社会以及传统文化挂钩,并期待着现代化可以改变这些,这在一方面可能是过于现代主义式的乐观,而在另一方面也可能低估了他自己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的重大意义。
如果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差序格局纵向的等级化方面,在此结构下产生的差序人格,以及差序格局与差序人格之间的互动关系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
我认为,差序格局是为数极少的超越了政治经济体制而从本土社会文化角度解释中国社会结构的理论概念之一;它有助于回答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两个基本问题,即,社会是怎样组成的?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的人格是怎样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差序格局这一本土社会学概念的重要性还不仅仅在于它对中国社会的解释能力,更在于它对全人类理解某些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贡献。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充分理解和发掘其丰富内涵的话,差序格局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理论概念。
参考文献:
[1]陈俊杰、陈震,1998,《“差序格局”再思考》,《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
[2]费孝通,1947,《乡土中国》,上海:上海观察社。
[3]——,1999,《费孝通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
[4]蒋庆,2000,《超越现代性与自由主义:蒋庆先生与史罗—先生对话录》,参见“孔子2000网站”。
[5]梁漱溟,1996/1921,《中国人:社会与人生——梁漱溟文选》,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原文《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山东讲演。
[6]孙立平,1996,《“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社会学研究》第5期。
[7]杨善华、侯红蕊,1999,《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宁夏社会科学》第6期。
(本文原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4期第20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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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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