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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说什么”：国家取向对于民间取向的僭代
多年以来，喜庆、欢乐、团结、祥和与开拓、奋进、昂扬、向上等等一直是晚会的基调，对于春节这样一个特定的辞旧迎新的时刻来说，这固然无可非议。但是事实上历届的春节联欢晚会都不仅仅如此，而是自始至终都贯穿了新意识形态的主旋律。譬如，2001年的主题就是“新世纪，新希望”，2002年的主题则是“风景这边独好”。而在主题叙事之外，不论是形式上的歌曲、小品、相声、舞蹈、主持人的串联词，还是内容上的申奥成功、足球出线、中国入世、神五升空、抗洪抢险甚至家庭生活、亲情、友情、爱情等等，也自始至终都贯穿了新意识形态的主旋律。作为春节联欢晚会，必然会承载着必要的叙事，但这种叙事更多的应该是民间话语，而春节联欢晚会却承载了太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而且是如此全面、深入、唯一、不堪重负，平日的“独乐乐”姑且不论，一年一次的“众乐乐”仍旧是自上而下的“联欢”，无疑是极不妥当的。
一言以蔽之，“国家”，只有“国家”，才是春节联欢晚会这一中华民族最盛大“联欢”的唯一主角。以“中国”为例，在春节联欢晚会上，以“中国”这个符号作为表达对象的歌曲每一年都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其中，1984年的《我的中国心》非常典型。这首完全被新意识形态招安了的民间歌曲，一旦进入了国家叙事的视野，就成为国家叙事框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宣告了“国家”在春节联欢晚会中的独一无二的核心地位。事实上，无论怎样赞美祖国，怎样深情表达游子的爱国心声，它都与“春节”毫无关系。而一首与春节毫无关系的歌曲如何能在春节联欢晚会出现并引起轰动？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因为这首歌被唱的时间是除夕，被唱的地点是自上而下“联欢”的中心——中央电视台。这使得受众完全忽略了内容的毫无关系这一事实。于是，国家叙事通过春节联欢晚会刻意营造的时间的一致性和空间的特殊性达到了特定的宣传目的。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同时也开创了春节联欢晚会关注海外中国人节目的先河。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表现海外游子乡情的春晚节目，以及节目间隙中各国华人大拜年，一定程度上都是源于这首歌走红的灵感。世界各国与除夕夜的中国都本来是有时差的，因此在一个虚拟的“天涯共此时”的时刻里，全世界华人在电视上相聚，团圆，歌颂祖国，如此蓄意虚构出来的统一时间和团圆气氛，呈现的正是春节联欢晚会所蕴涵的无机形态，与其说是在表现春节万家团圆的传统主题，还不如说是国家主义叙事在春节这个特定时刻极度的渲染。于是，在此后的春节联欢晚会中，我们看到，与春节毫无关系的歌颂祖国、党和改革开放这些充盈着国家叙事的歌舞作品和语言作品大行其道。而春节联欢晚会主持人重复最多的一句台词也往往是：“希望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样，在新意识形态的咨唤下，国家叙事借助春节联欢晚会，最终完成了国家取向对于民间取向的僭代、集体话语对于个体话语的篡改，国家和民族繁荣富强的期望也取代了传统的民众对于个人与家庭幸福生活的期望。
具体来说，春节联欢晚会的国家叙事在讲到国家形象之时，言说的是民族主义的话语，而在讲到个体生活之时，言说的则是民生主义的话语。
就前者而言，毫无疑问，春节联欢晚会正是展示民族主义话语及其仪式的宏大舞台。国家代表着具有体制性、外在性意义的实体，而民族（或祖国）则代表了具有文化性、可亲近性意义的载体。因此国家叙事在讲到国家形象之时往往以民族主义作为雅颂神台。在这方面，春节联欢晚会从不掩饰对于古老的灿烂文明古国的自豪与骄傲，并且最终落实到对中华民族的赞美。2002年的《家在中国》就是如此。而为这些歌曲所准备的身着五十六个民族服装的盛大伴舞场面衬托出的正是五十六个民族在大家庭中和睦共处的意像。这些特别为晚会定制的歌曲、舞蹈等，最直接的体现着民族主义的内容——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家和万事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等等。在此，各种具有中国的家、族伦理观念的物件（中国元素）也被构筑到一个紧密细致的国家象征体系之中，与个人体验密切联系，并主导着每个参与其中的国人的想象力。《醉鼓》、《中国风》、《舞扇》等舞蹈、《我的祖国》（郭兰英）、《中华民谣》（孙浩、陈红）、《乡风乡韵》（曲比阿乌等）等歌曲以及一些语言类节目如传统相声的本身形式也会使人联想到所谓的“中国味儿”、“浓浓的年味儿”、“春节味儿”，并且因而给予了我们追溯民族历史、追求民族未来的想象空间及其身份认同。
更为直接的办法是设置在中华民族之外的“他者”世界——与中华民族既相联系又相对立的想象实体。在春节联欢晚会的国家叙事中，香港、澳门和台湾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状况，代表了飘零于世界之中的流浪者和无人照料的孤儿，亚非拉国家的人民是我们的坚定盟友，意味着等待我们去救助的对象，西方世界的人民大众（如大山）则对中国的文化到了几近痴迷的地步。显然，民族主义的话语意味着少数民族与异国民族之间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意味着少数民族与异国民族都并非一个认知的完全主体，而只是春节联欢晚会的国家叙事中的顺从客体。这使得我们自欺欺人地进入一个特定的时空中去进行思考，尽管这已经是一种不无狭隘、十分偏激的思考。
就后者而言，春节联欢晚会则是展示民生主义话语及其仪式的梦幻舞台。“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好日子”之类的节目充斥于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之中，无疑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甚至已经毋庸再去置辞。而2002年晚会上的《知足常乐》，则把百姓的满意心态和盘托出。然而，春节联欢晚会的国家叙事显然完全无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众多利益受损群体。整场晚会充斥著欢笑和喜悦，可是弱势群体却完全失声。舞台上的孩子们活泼可爱，天真烂漫。可是观众们并不知道中国还有许多与他们同龄的孩子因为贫困而失学，或者在随时可能倒塌的危房里学习。观众们看到了喜笑颜开的农民和创业成功的下岗工人，却看不到衣食无著的农民，看不到农民工为了讨要血汗钱而上演的跳楼秀，看不到国企大量倒闭和失业大军日益增长的事实。从这个角度上说，它对中国最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情感诉求的掩盖与抹杀，几乎已经达到掩耳盗铃的地步。
更不容忽视的是，国家叙事也并非完全正确，它还存在着自身的尴尬。
必须看到，国家意识形态尽管在取代党—国意识形态上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却毕竟并不是成熟的现代意识形态。由于缺乏西方的宗教背景，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难免为国家而国家，存在着难言的尴尬。例如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提倡，就都是如此。像爱国主义，它的价值，其实就在于它不仅爱自己祖国的一切真、善、美，而且爱一切的真、善、美，以及与之相连的独立、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而要实现这一切，无疑绝对不是把“国家（祖国）”放在神龛中崇拜就可以达到的。把“国家（祖国）”放到高于一切的地位，导致的必然是一种扩大了的利己主义──爱国的利己主义，也就是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也如此，在春节联欢晚会中民族主义叙事也难免为民族而民族的利己与狭隘。比如《唱支山歌给党听》，“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给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这本应是民族主义的表现题材，却暗中被偷换为对党，对国家的赞美。这说明，春节联欢晚会中表现的民族主义并非真正的民族主义，而是由国家主义支配着的民族想象和民族身份认同。认同的逻辑是，有国家，才有民族。国家先于民族，这就是春节联欢晚会所要达成的国家叙事。
民生主义话语意味着以“百姓”对于“人民”和“大众”的解构。确实，“国家”对于作为他者的“阶级”的消解，意味着“百姓”的从此不再具备“人民”和“大众”的身份。这样，国家叙事就必然在将个人解放的同时又将个人直接组织到国家之中。也因此，“百姓”自身的生活忧患就必须得到关照，而且也只有自身的生活忧患必须得到关照（其他的一切都已经出让给国家，因此无须予以关照）。然而，这当中也同样存在着内在的尴尬。离开了对于公正的自由选举、独立的司法机构、自由的大众媒介、独立的高等教育、自治的民众团体、机会均等的开放社会等等的强调，单单关注民生幸福，实际是大有问题的。姑且不论这里所面对的仍旧是只有被迫成为只有肉体没有精神、只有生活疾苦没有社会权利的符号化的“百姓”，仍旧是有“Power”（权力）和“Rights”（权利）的“百姓”，单单这种关于民生幸福的想象就是站不住脚的。这种想象每每在提示生活中的某种幸福的同时，又每每巧妙地遮蔽着生活中的某种不幸；每每在把个体“询唤”为主体并使其“自由”地接受国家叙事的同时，又每每缝合了百姓对于社会的不满，使百姓的归属感、参与感、安全感和荣誉感油然而生。但是，我们不能不说，这一切只是“故事”而并非“真实”。原因在于，真正的想象必然是开放的，蕴涵着多种可能，禀赋着诸多矛盾。它是“真实”的展现。而民生主义的想象却截然不同，百姓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的种种艰辛、不平与屈辱，都被赋予以“合理合情”的“前途一片光明”之类阐释。因此，它只是“故事”的讲述。而“真实”的被转而想象为“故事”，无疑意味着背后的掌握这个“故事”的民生主义话语的存在。而这，也就是民生主义话语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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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凤凰网 2011年02月01日 19:46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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