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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到了持统天皇6年（692年）才有了改变。唐王朝的历法正式在日本登场了。《日本书纪》记载，持统天皇6年，“奉敕始行元嘉历与仪凤历”。对这一条史料有不同的解释，有的学者认为，是先行元嘉历，后行仪凤历。有的学者则认为，是损益两者而兼用之。我个人倾向于后者。这种两历参用的状况持续了六年。从日本文武天皇2年始，日本统一使用仪凤历，直到天平宝字7年，计66年。有趣的是，中国古代并无仪凤历之名。依据专家的研究，仪凤历即唐高宗麟德2年（665年）制定的麟德历。公元676年，唐高宗改元仪凤，3年后公元679年又改元调露。有人推测唐历很可能是仪凤年间传到新罗的，所以被称为仪凤历。后来又由新罗再传而入日本的。假如这种推测成立的话，那么麟德历传入日本就还是再传。
公元735年，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由唐返日，带回了唐朝最新的历法——大衍历。这也许是中国古代历法第一次直接传入日本。吉备真备博学多才，对天文历算之学很下过一些工夫。日本的《江谈抄》有一则有趣的记载，说吉备真备在唐朝曾读懂过密宗僧人宝志出示的隐文谶纬诗“野马台诗”。野马台是日本的古称，诗中的“丹水流尽后，天命在三公。百王流毕竭，犬猿称英雄”据说预示日本历史未来的发展。而室 幕府权倾一时的将军足利义满因为属狗，曾对这“犬猿称英雄”极感兴趣。《江谈抄》关于吉备真备的记载当然是后人伪托，但从中可以看出，吉备真备在日本是被看成能预知过去将来的人物。他因博学而得到同时代人以及后来的日本人普遍的尊敬。
大衍历在天平宝字8年（764年）正式被启用。到了光仁天皇宝龟11年（780年），遣唐使录事羽栗臣翼归日，又带回了郭献之制定的五纪历，从日本文德天皇天安2年（858年）开始，五纪历与大衍历并用了四年，后被废止。
日本清河天皇贞观元年（859年），渤海大使马孝慎贡上“大唐新用经”的宣明历，贞观4年（862年）这一历法在日本获得颁行。此后823年，日本一直使用宣明历。宣明历之所以能这样长时间被使用，是因为这一历法在日本颁行后不久，日本与唐朝的来往就断绝了。而那以后日本长时期并没有权威的精于历算能自己编撰历法的学者。进入幕府时代后，朝廷大权已经旁落，编撰历法和改历的条件就更不具备了。宣明历到日本灵元天皇贞享元年（1684年）才被日本江户时期的学者编撰的贞享历所取代。
从推古年间采用元嘉历到贞享改历，日本先后采用过中国的元嘉、麟德、大衍、五纪、宣明等五种历法，史称“汉历五传”。而贞享改历后，尽管日本又经历过宝历、宽政、天保等三次改历，但一直延续到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采用西洋的太阳历为止，这些由江户的日本学者编撰的新历法大多仍然以中国的阴阳历历法为基础。中国的阴阳历历法在日本被采用，为中国古代岁时文化影响日本，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中国古代重要的岁时节日——诸如岁尾追傩、一月一日正月节、二月的释奠、三月的上巳节、五月的端午节、七月的乞巧节、九月的重阳节等等得以传入日本，都与历法的东传有密切的关系。
三
让我们把话题仍然拉回到开篇的那一碗菜粥。那碗粥让我想起了“礼失而求诸野”这句话，因为很多象七草粥这样古老的岁时活动在中国都业已失传或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可是，我又多少觉得这七草粥有点错了时令。唐人戴叔伦有诗写人日，其中有这么几句：“独献菜羹怜应节，遍传金胜喜逢人。烟添柳色看犹浅，鸟踏梅花落已频”。和这七草粥相应的，本该是枝落梅花、柳含新绿的新春季节。说来农历的春节还远在二月，而当时正是京都最冷的日子。礼是老礼儿，却又和中国的历法、也和日本的四季变化大有相违。这正有如三伏天穿棉袄，多少让人觉得有些不伦不类。
这种不伦不类的感觉产生的根源，在于日本人换用西洋历法后把传统的岁时习俗直接嫁接到西洋历法上。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采用西洋的太阳历。为了配合改历，思想家福泽谕吉和学者福田理宣等还分别撰写过《改历辩》、《太阳历俗解》等著作。在中国，辛亥革命胜利后，也采用了西洋的太阳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与风土季节相应的农历仍旧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保持有强大的生命力。要说明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元旦和春节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就够了。中国人说过新年，没有人会理解为是过元旦。但是，日本人却是说变就变。今天日本人的新年已经基本上与元旦合二而一，迎接新年的各种活动——包括一年最初的贺岁、最初的拜神（日本语叫 “初诣”）等等都已经从旧历新年移到了元旦来。1996年讲谈社出版的《日本大岁时记》中，春节被称为“旧正月”，根据这本大岁时记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在今天的日本，只有与大海的潮水涨落关系比较大的鱼村和东北地区及一些山村，仍然有人过旧正月，这其中很多还是过了新正月（元旦）再过旧正月的。更引人注意的是，过旧正月的地方有日渐减少的倾向。《日本大岁时记》最后还特别强调说，人们过旧正月，不仅仅因为它是节日，而且因为旧正月这个词本身带给人们一种对过去的美好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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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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