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采用西洋历法后发生在中日两国的这种不同的变化，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进行讨论。我以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从历法这一岁时文化的基础上去找寻原因。
从汉历五传开始直到明治改历为止，中国古代的历法一直影响日本。但是，和历法相关的各种科学知识却并没有为日本人彻底掌握。在古代日本的律令制度中，也曾经模仿中国唐朝的太史局、大卜署等制度文化而设置了名为“阴阳寮”的机构。但在规模上，与历法直接相关的只有十一个人（历博士一人，职掌为造历和教习历生；历生十人，职掌为修习历法），与天文相关的也只有十一个人（天文博士一人，职掌为侯天文气色，有异则密封奏上；天文生十人，职掌为修习侯天文气色），此外还有职掌漏刻的博士二人，看守漏刻的守辰丁二十人。依靠这样少的人力想全面掌握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知识当然是绝无可能的。在制度方面，古代日本也设置了名为“御奏历”的每年十一月上奏新历的制度。但可以想见这也只是近于摆设的形式而已。到了平安中期，日本更进入了学术世袭的时代。掌管天文道和历道的加茂保宪和掌管天文道的安部晴明分别把知识传给了自己的后代，天文道和历道由是成了加茂和安倍两家的世袭职务。不仅从学者日稀，而且教者轻易不肯传教。天文道和历道就这样成了一种近于秘术的知识。其科学的方面日少，迷信的内容日增。有关时、日、月、岁的吉凶以至方角的吉凶的具注历却非常发达且广受欢迎。平城天皇大同二年（807年），曾诏废具注历，但三年后嵯峨天皇弘仁元年（810年）即依公卿奏请而恢复。另一方面，从延喜元年（901年）起，或奏日食不食，或所奏时辰不当，历法本身因为缺少发展，破绽日多。到日本贞享改历为止，唐朝的宣明历共用了823年，所生之差多达二日，日食月食误算，大小闺月误算成了茶饭事。可以说，古代日本在长时期接受中国历法的表象下，并没有接受中国文化的相应的深层文化以为依托。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传到日本的是器的部分而不是道的部分。既然是器，在有了更好更新的器后，就难免被弃置不用。前面提及现在在日本仍然过旧正月的，多是鱼村和山村。究其原因，还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历法反映的星月物候和渔民与大海的潮水涨落、农民与四季的循环往复关系密切使然。
将正月习俗移向元旦这一现象不是单一的。今天日本的女儿节（三月三日）、男儿节（五月五日）、重阳节（九月九日）等都是西洋历的三月三号、五月五号和九月九号。常说中国和日本，一个守旧，一个善变，这真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断然把新年改到元旦的日本，生活中却顽固地保留着人日食七草粥的古俗。而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日本京都宇治的朋友家喝到的，却是生平第一碗七草粥。谁个保守，谁个善变，于是又成了一笔糊涂帐。
古人写人日的诗，最为人所称道的，是隋人薛道衡的一首：“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逢节思亲，古今一理。戴叔伦诗中那应节的“独献菜羹”，想来也是用七种草作成的。那味道和我在京都宇治喝到的是否相同，不得而知。然而新岁降临之际，借此结一个吉祥的缘分，却正象读起“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这样的诗句，会让人想起故乡，想起久别的亲人一样，这份心情在中国、在日本，却都是相通的。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02年1期，82-87页)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