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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套用语言学的术语说，中国古代岁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这一话题并不仅仅是过去时的，同时还是现在进行时的。我注意中国古代岁时对日本的影响，就是从一碗菜粥开始的。
这是我在日本留学期间留下印象很深的一件事。记得那一年元旦刚过没有几天，应邀到京都宇治的一位朋友家下围棋。午间日本朋友的妈妈端出来的，是两碟小咸菜和一碗味道有点特别的菜粥。第二天翻开《京都新闻》，半版的贺春广告下，赫然载着有名的京都西院春日神社昨天以七草粥接待访客的消息。才想起来昨天正是七日。按照中国古代的老习惯，一进正月里，鸡一狗二猪三羊四牛五马六人七，一月七日正该是人日。这一天在中国古代有戴“人胜”食“宝羹”的习俗。所谓 “人胜”是指用纸剪成人形，贴于室内。有人说这是因为古人认为此日鬼鸟夜出摄人，剪一些纸人贴上，鬼鸟慌慌张张飞进来，不辩真假摄个把纸人去也不打紧。所谓“宝羹”，按照《荆楚岁时记》的说法，是以七种菜为羹，俗传食之可以添生气、祛百病。想一下一月七日那日本老婆婆和春日神社以七草粥接待访客，用的原来还是中国人的老礼儿。
许多中国古代的岁时文化，就这样在今天仍然保留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
二
说到岁时，先要谈及历法。因为通常岁时节日是系附于历法上的，两者的关系很象是皮与毛的关系。所以，这里有必要先谈一谈中国古代历法对日本的影响。
上古的日本人在历法方面的拥有怎样的知识呢？成书于日本平安时期（794年-1185年）的《古语拾遗》讲到：“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因为没有文字，日本民族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都只能借助口耳相传得以保存。在这样的文化发展阶段，可以想定是不存在中国古代那样严密的历法的。通常认为，日本上古所使用的是以日月和物候为参照的自然历。这一点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也可以找到佐证。《晋书？倭人传》称之“俗不知正岁四节，但计秋收之时，以为年纪”，《梁书？倭传》称之“俗不知正岁”。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历法传入后才有了根本的改变。我们翻开《隋书》就可以看到，这时的日本已经“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戏饮酒，其余节略与华同”了。
历法在古代是高度的科学和文明的象征之一。《日本书纪》记载，在钦明天皇14年（553年）6月曾遣使百济，敕书中提及以前派遣来的历博士已经到期，要求派遣替代的人。同一敕书中还提到请百济送“卜书、历书、种种药物”。由百济派遣历博士到日本的制度成于何时，史无明文，不得而知。日本何时开始接受中国古代历法的影响也仍然是一个谜。到钦明天皇15年（554年），又记载百济向日本派遣了“历博士固德王保孙”，但是否送去了“卜书、历书、种种药物”，则没有具体的记载。从后来百济僧人观勒挟历本赴日的记载反推，大概没有送去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当时，朝鲜半岛正是连年征战的三国时代，百济在文化上采取积极协助日本吸收大陆文化的政策，与其在军事上有求于日本不无关联。从上述史料中也可以看到，日本是非常渴望得到大陆高度发达的历法和其他先进文化的。
明确记载历法传入日本的记载已经是半个世纪后的日本推古天皇10年（602年）。这一年，百济僧人观勒给日本带去了历本，日本朝廷还选派了阳胡史主玉陈跟随观勒学习历法。从名字上看，阳胡史主玉陈很可能也是从大陆去日本的移民或移民的后代。《政事要略？御奏历》条引《儒传》说：“以小治田朝十二年岁次甲子朔，始用历日”。小治田天皇即推古天皇，也就是说，在公元604年，日本终于正式采用了经由百济传来的中国历法。
然而，百济僧人观勒带给日本的历本，并不是当时隋朝使用的历法。当时百济所使用的是南朝刘宋的元嘉历。1800年，江户时代的日本学者藤田一正尝试着用元嘉历推算推古12年（604年）到持统5年（691年）的干支，发现两者尽相符合，由是我们知道，这88年间日本所使用的就是南朝刘宋的元嘉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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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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