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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西方民俗学理论影响下(特别是口头程式理论)的学术研究，就立足本土资源，发掘本土文化特质而言，继承了百年来中国民俗学的一般取向，但是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却没有承接以往的研究理路──一个显见的事例就是，在这些新的史诗研究中，很少征引前人的著述，这似乎在昭示着某种学术传统的“断裂”，抑或是新生？诚然，这种引入新理论的正面和负面效应，需经过更长时段的考察，才能看出来。
应当承认，史诗学术事业在快步发展中显露出了某些倾向性问题，应当警醒而予以矫正:传承人工作方面，我们对全国范围内的史诗歌手和演述人状况的普查还未完成；对传承人类型、谱系和分布也就尚未形成更系统、更深入的描述与分析；定向跟踪的传承人数量和档案建设离学科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文本工作方面，在既有的校勘、迻译、保存、出版和阐释等环节上，可以改进的余地还很大；对口头文本的采集、誊录、转写需要从田野研究、民俗学的文本制作观念及其工作模型上进行更为自觉的反思和经验积累。理论建设方面，我们已经做出的规律性探讨和学理阐发，与我国史诗传统的多样性还不相称；跨文化谱型、多形态资源的描述和阐释还没有到位；对中国三大史诗类型及其亚类型(比如创世史诗中的洪水史诗)，尚未进行足够深入的理论界定和类型阐释；在概念工具、术语系统、理论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抽绎和提升上体系化程度还不够。学术格局方面，南北史诗研究的力量分布不均匀，个案研究的发展势头要远远超过综合性、全局性的宏观把握；我们的史诗学术梯队建设和跨语际的专业人才培养，离我们设定的目标还有相当距离。学科制度化建设方面，在田野基地、数字化建档、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协作机制、学位教育、国际交流等层面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史诗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还需破除学科壁垒，进一步加强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民族文学与古典学、语言学、人类学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方能开放视野，兼容并蓄。
最后，我们回到西方理论和方法论的本土化实践上来。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方法论问题其实也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参照相关的知识社会学理论，我们也在反省，比如说，在开展国际对话的学术实践中我们是否理解了不同的学术传统、不同的认知体系及其间知识生产与资源共享的确当性或适用性的选择，从而产生学术自觉，从而真正地摆脱“实验场”的嫌疑，从西方理论的“消费者”成为本土理论的“生产者”……概而言之，术语问题乃至方法论问题的提出或是反观，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在知识生产和研究领域里有关“对话”的若干原则性问题，还有我们学者自身作为创造者、接受者、呈现者、传达者和参与者在文化传播、知识产品和学术交流中的角色和作用等等问题，都应当积极纳入学术反思和文化自觉的考量中，由此才能真正实现创立口头传统研究的“中国学派”这一愿景。
“听一听”史诗
中国各民族史诗以世代相承的口头艺术原创力，以绵延千年的生命力，在中国文学的地图上汇聚为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展示出波澜壮阔、千姿百态的人文知识景观。正是因为如今的中国，依然有许多民族的史诗生长、维系并发展于活形态的口头传统之中，依然有无数的史诗歌手和听众，执著于承继和光大先祖的遗赠，以杰出的才能和创造力，绘就了民族文化不可复制的“底色”。
中国少数民族的口头史诗蕴藏丰富，型类多样，分布广阔，源远流长。举世闻名的“三大史诗”——藏蒙史诗《格萨(斯)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内涵丰富，情节曲折，结构恢宏，气势磅礴，皆为几十万诗行的鸿篇巨制，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人类最伟大的英雄史诗之列。除“三大史诗”外，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学界还至少发现并记录了数以千计的史诗或史诗叙事片段，蒙古、土、哈萨克、柯尔克孜、维吾尔、赫哲、满等北方民族，以及彝、纳西、哈尼、苗、瑶、壮、傣等南方民族，都有源远流长的史诗传统和篇目繁多的史诗叙事，而且大多至今仍以活形态的口头演述方式在本土社会的文化空间中传承和传播。
在当今这样一个重文轻言的时代，基于作家文学或书面文学的“文本观”可谓根深蒂固，但口头史诗自成高格的艺术妙谛会像汩汩清流那样潮润你的耳朵、打湿你的双眼，直抵你的心扉的将是朝向听觉、朝向视觉、朝向全官感知觉的音声表达……所以，要成为一位真正的史诗听众，那就走进大地上风声如歌的民间，走近史诗传统，去训练一双会聆听的耳朵吧。惟有在口耳相传之间，我们或许才能重新拾起人类与生俱来的那份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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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人民政协报 2011年01月24日 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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