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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程式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可以概括为三个结构性单元:程式、主题或典型场景、故事范型或故事类型。正是凭借着这几个概念工具而创建的文本分析模型及其田野验证程序，帕里和洛德很好地回答了那些杰出的口头诗人不借助文字的帮助何以能够演述成千上万的诗行，何以具有流畅的现场创编能力的问题。这一套新的学术工作原则，既体现出了语文学的严谨和精细，又具有人类学注重田野取证的特征，因而可以说，文本细读与实证性研究，在这里获得了绝妙的统一。
“帕里─洛德学说”的产生，彻底地颠覆了古典学界的“文本观”及其“标准本”或“经典”的概念:通过“现场实验”，他们证实了:在有一定长度的民间叙事活动中，没有两次演述是完全相同的；通过对同一地区不同歌手所演述的同一个故事记录文本的比较，和同一位歌手在不同时候演述同一部故事的记录文本的比较，他们确信:这些民间歌手们每次演唱的，都是一首“新”的故事。这些“歌”既是一首与其他歌有联系的“一般的”歌，又是一首“特定的”歌。口头史诗传统中的诗人，是以程式的方式从事史诗的学习、创编和传播的。这就连带着解决了一系列口传史诗中的重要问题，包括得出史诗歌手绝不是逐字逐句背诵并演述作品，而是依靠程式化的主题、程式化的典型场景和程式化的故事范型来结构宏大叙事的结论。通俗地说，歌手就像摆弄纸牌一样来组合和装配那些承袭自传统的叙事“部件”。因此，堪称巨制的荷马史诗就是传统的产物，而不可能是个别天才诗人灵感的产物。
“口头程式理论”因为出色地解决了复杂的口头创编问题而在广大的学术领域里产生了影响，并远远超越了史诗的疆域，进入到各类民间叙事歌、《圣经》的形成、爵士乐的即兴弹唱、美国黑人的民间布道、民谣创作等与即兴演述相关联的诸多领域。据数年前的不完全统计，使用该理论的相关成果已经有2207种，涉及全球超过150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传统，涵盖不同的文类和样式分析。其概念工具，从“歌”发展到“文本”，再到“演述”和“演述中的创编”，逐层深化；它的术语系统——程式、典型场景和故事范型，迄今已经成为民俗学领域最具有阐释力的学说之一；就理论命题而言，对荷马史诗是“口述录记本”的推定，对文本生成于“演述中的创编”的深刻把握，既撼动了抱守精英文化的古典学，也撼动了特重底层文化的民俗学。由此，口头传统研究有了学术史上的非凡意义，新的学理性思考就被大大地催生了。
中国史诗研究与“口头诗学”的关联
口头程式理论在世界各地的持续性发展，引起了中国学者的高度关注。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史诗的研究格局也因此发生了一些大的变化。简单概括的话，出现了这样几个转向和纠偏:从以文本分析为中心走向文本阐释与田野研究的参证，从静态地解读传统走向动态地涵括传承(历时性)和流布(共时性)，从强调民间创作的“集体性”特质走向同时关注歌手的个人才艺，从聚焦传承人走向同时聚焦其受众，从立足局外人的“他观”视角走向他观与“自观”的两相结合，从倚重“目治之学”(阅读)走向兼及“耳治之学”(聆听)。
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学者的工作，有几个方面的经验应当总结，第一，是理论探索的勇气和动力来自“学术诉求”。以往我们驾轻就熟的理念、工具和手段，不足以解决新遇到的问题时，这种需求就出现了。在新疆和西藏，我遇到过若干堪称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民间演述人。他们惊人的记忆力和生动的艺术表达能力，罕有其匹的辞藻运用能力和现场创编能力，对故事演述的痴迷和执着，都令人叹为观止。今年89岁的藏族老艺人桑珠(1922— )自报可以说唱63部，西藏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对他演述的《格萨尔王传》进行的录音已达2114个小时。已故的著名老艺人扎巴(1903—1986)在生前共说唱《格萨尔王传》25部半，根据录音整理，除去散体讲述部分，总计近60万诗行。这个数字相当于21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之和)，15部《罗摩衍那》，3部《摩诃婆罗多》。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艺人才让旺堆则自信地说:“我说唱的《格萨尔》就像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种的青稞一样数不清。这些史诗歌手都不识字，无法借助其他手段帮忙记忆，所有的故事都装在脑子里，在讲唱给听众之前，它们堪称“大脑文本”。那么，学者就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他们是如何掌握这些故事的？如何能够在听众面前流畅地进行演述？他如何续说并更新自己的“故事篓子”？如何在学习新故事的同时，不忘那些已经掌握了的老故事？应当如何理解那些与史诗演述有关的诸多神秘现象？问题还可以由此生发开去，进而去追索一些更宏大的疑问:学界过去一向奉印欧史诗“经典”为圭臬，那么在由此来界定“史诗”这一“世界性文类”的边界之外，是否应当增加一些先前未曾识别、定义和充分研究的史诗“标准”或“尺度”？是否有必要调整世界史诗长廊的“目录”？如果有，应当如何做？怎么样提升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史诗典范在整个阅读世界的“可见度”？我们能够给国际史诗学术研究提供哪些来自东方诸传统的鲜活事实、田野证据和理论概括？因此，问题的解索过程，同时也成为新方法、新工具和新理念创用的过程。例如，语文学的文本解析手段，被用来精密地剖析民间诗歌的句法、韵律、修辞手法和其他诗学规则，形成“田野再认证”的工作模型；例如人类学和民族志的实地调查方法，被用来观察和跟踪文本生成过程，总结出“五个在场”的学术预设和田野研究框架；再如通过视域的融通，在古代经典与当代口头传统之间，搭接起理解人类表达文化之纵深谱型的通衢。总之，这些以活形态传统为本的学术实践已经在国际史诗学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反思——从迻译到运用之检讨
中国大规模的史诗搜集和整理工作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其间几经沉浮，大致厘清了各民族史诗的主要文本及其流布状况。较为系统的史诗研究到80年代方初具规模，形成了一批梳理资料全面，论述有一定深度的著作。其中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现名民族文学研究所)学者主编的“中国史诗研究”丛书，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整体水平。这一时期的主要贡献:在文类界定上，摆脱了西方史诗理论的概念框架，从“英雄史诗”拓展出“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丰富了世界史诗宝库；在传播形态方面，突破了经典作品或曰书面史诗的文本桎梏，将研究视野投向了植根于民俗文化生活的活形态史诗传承；在传承人的分类上，从本土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考察歌手习艺及其传承方式，仅是藏族史诗歌手，就可以分出至少五种类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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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人民政协报 2011年01月24日 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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