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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观察到这个族群现象，于是也以服饰来区分西南各“苗”、“蛮”族群。如《黔苗图说》中所载的狗耳龙家、马蹬龙家、大头龙家、剪头纥狫、锅圈纥狫等等，便是外来者以本地人的发式来识别、区分他们，并为之命名。贵州汉人常称的红毡苗、花苗、青苗等，则是以服饰为名来区分本地各族群。明代之《大明一统志》称苗有13种；清代《黔书》称苗有29种；《贵州通志》载有苗80多种。民国后之学者，曾根据服饰调查而认为苗有100余种。无论如何，这都是外来者的观察所见。此与本土知识——如本地人认为那些人与我们的发式、服饰相同——所建立的族群认同与区分不尽相同。然而所谓的本土知识，由于汉化及其它因素影响，在一村落或一小地域之村落群中人们也不一定有共同的看法。由近代苗族的例子可知，无论是从客观服饰特征，或土著的主观认同，几乎不可能论断此一人群内部有多少族群。无论如何，古文献所见西南人群多元分化的服饰、发式传统，以及相关的族群区分体系，与近代西南民族中各族系区分及其服饰表征十分相似。在一些人口众多、地理分布广的西南民族，如苗族、彝族、傣族等之内部，各区域支系族群皆有其本地服饰、发式特色，各有其多元的族群自我称谓，与彼此难藉以沟通的语言，显示民族内各族群之区分仍然非常重要。显然，早在华夏最初接触到本地族群之秦汉时期，情况已是如此。
如此之多元族群并存之情境，在族群关系上各族群既有合作、区分，也有竞争、对抗，表现在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都常见的“弟兄祖先故事”之中。“弟兄祖先故事”是一种述说本地历史的模式化叙事。就像我们所知的“民族史”一样，这样的历史记忆也规范当前的族群关系。我曾在岷江上游许多羌、藏族村寨人群间采集此种说明本地人来源的“历史”。以松潘埃期沟为例，这条小沟中有三个寨子，当地人认为这三个寨子民众之来源为：从前这儿没有人，三个弟兄到这儿来，分别到三个地方建寨，他们就是三个寨子的始祖。埃期沟中三个寨子的人群又与邻近各沟之主要村寨人群有往来关系，当说起所有邻近各沟村寨人群的共同起源时，他们又称从前有九个弟兄到这儿来，三个弟兄来到埃期，另外六个弟兄分别到邻近各沟建立自己的寨子。我称产生此种模式化历史记忆的社会文化意识为一种“弟兄祖先历史心性”⑤。在西南地区流传最久的一则故事——女子沙壹与龙生了十子，此十弟兄成为各人群祖先的故事——便是“弟兄祖先历史心性”下的“弟兄祖先历史”。近代西南各少数民族也常以这样的故事（历史），来述说他们与汉人以及邻近民族间的祖源关系⑥。
学者常赖人类学族群理论中之“族群”概念，强调“族群”是自然产生，是建立在族群成员之主观认同上的——相对于藉国家政治力产生的，建立在客观语言、文化范准上的、精英观点的“民族”⑦。以此，学者批评中国之民族识别、区分，不符合（或违背）本土观点的族群区分。那么，当代人类学之族群理论是否能帮助我们了解西南各个民族内部究竟应有多少族群呢？我并不认为如此。对川西羌族的田野研究，常使我觉得自己所习的一些族群理论，不足以理解、说明羌族认同产生前本地各沟各寨的一些族群现象。一条沟中自称“尔玛”的村寨人群，被上游人群视为“汉人”，又被下游人群称作“蛮子”，他们则认为自己在“汉人”与“蛮子”的包围之中。由于本地的环境特色，难得有超过两、三条沟的村寨人群能凝聚在“尔玛”认同之下。即使是这样一小群自称“尔玛”的人群，对于究竟那些人是“尔玛”（也就是我族的范围）看法也相当分歧。也就是说，对于“我族”与“我族边缘”大家常没有一致的看法。在此情况下“族群”边缘是相当模糊、易变的。造成此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沟中的人向外觅求资源之活动范围有大有小，他们与邻近人群的资源关系有亲有疏，如此使得各个人的“我族”认同有一定差别。自汉代以来，便有文献记载，岷江上游的夷人经常在夏季到成都平原打工，冬天返回居地；今日阿坝州的许多羌族民众仍然如此。这种情况在明清时期的西南地区也是很普遍的。这便涉及另一层面的问题，也就是汉化、藏化或佛教化对本地人群之族群性的影响。
在拙著《羌在汉藏之间》中，我探讨中国西部青藏高原东缘的住民（特别是岷江上游山间村寨民众）如何成为汉藏文化、族群与政治的双重边缘。秦汉以来的汉化（华夏化）过程，以及公元7世纪以来的藏化或吐蕃化过程，使得由川西到云南北部的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到了20世纪之初早已成为汉、藏政治文化的双重边缘［3］。本地山神信仰分别与藏传佛教的菩萨，以及汉佛道文化的庙子并存，在有些地区，本地传说中的格萨尔也与周仓、关公等相结合，在此也常听得人说本地神山（如雪宝顶、墨尔多神山等）与峨眉山比高下的故事。
从云贵地区相关历史文献与文化表征来看，本地同样有如此的华夏边缘、汉藏边缘现象；或更正确的说，它呈现一多层次的政治文化核心与边缘图像。以下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首先，云南地区滇洱一带（也就是大理周围地区至昆明附近）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应是整个云贵地区的核心。汉文献记载中的古滇国，及后来的南诏、大理国，皆以滇洱一带为其政治文化中心。然而我们由汉晋时期华夏文献中的“庄蹻王滇”之说，便可知当时华夏视滇洱一带为华夏边缘的一部分。在最近的一本著作中，我分析一种可称作“英雄徙边记”的历史记忆［4］；汉晋华夏知识精英以此种历史记忆来表述他们心目中的我族边缘概念。“英雄徙边记”的内容大约是：一个来自华夏的英雄因种种挫折而流居边疆，在此他成为王，或也为本地带来文明教化。“庄蹻王滇”之说便是如此的“英雄徙边记”历史记忆。无论是否为历史事实，它被记载流传便已说明华夏视“西南夷”核心的核心——也就是滇国王室家族——为流落边陲的华夏支裔。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魏晋时期，华夏各种以“英雄徙边记”为蓝本的历史叙事中，奔于朝鲜的是一个商之“王子”（箕子奔朝鲜），奔于江南的是一个周之“王子”（太伯奔吴），奔于西北羌人地区的是一个秦之“逃奴”（无弋爰剑）。由这些“英雄徙边记”历史记忆之构成符号（王子、将军、逃奴，以及商、周、秦、楚等等），更可见“滇”或“西南夷”在当时整体华夏边缘中的位置——华夏认为奔于滇的庄蹻为楚国“将军”，显示在汉晋华夏心目中本地（西南之滇）为华夏边缘之域，但其华夏化程度要略逊于东北与东南边缘（朝鲜与东吴），但胜于华夏之西北边缘（西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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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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