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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后来史语所全部撤离广州，由于地域的限制以及后来傅斯年将工作的重心转向考古发掘等工作，因而对南部少数民族的调查工作就显得不足。相反，语史所及其后起机构却利用了这种地域优势，多次对南方少数民族作了实地调查和测量工作，从中得到了大量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的资料。如广西猖人调查、云南罗罗调查、广东北江猺人调查、西康罗罗及新疆民族调查、海南岛黎民调查、云南摆夷（傣族）调查、乳源猺人调查、贵州苗人调查等。此外还有岑家梧对滇黔各民族考察和研究，雷镜鎏对云南激江和贵州猺族的调查等。以上所列的调查研究成果或成专著，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先后发表，均能在深入实地展开调查的基础上，对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渊源及其社会结构、经济生活状况作出比较详备的考察研究。这些成就，都为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西南民族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第二，新学科研究范式的建立。
杨成志认为中山大学的人类学研究始于语史所的建立，起初是从研究民俗学，”后来却与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会合起来了。“【45】早期的民俗学研究虽然从一开始就强调要到民众中”采风问俗“，通过田野调查实地搜罗材料，利用”现代研究学问最适当的方法“去研读材料。但是由于缺乏民族学、人类学专门的学科训练，使得他们对于占有的材料无法消化。尽管杨后来表示过对”人类学的测验“高明表示赞赏，但终因”我国向无人类学一科，实付缺如，无可纪“。【46】诚如当时的一位评论者所说：
（民俗学运动的）倡导者多为文学家、历史学家。他们缺乏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理论基础，眼光较为狭隘，其结果事实多而理论少，琐屑之材料多而能做比较研究者少……然自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观点看来，叙述技术亦嫌不足。故乏科学价值而言。【47】
这一批评显然是中肯的，他指出的正是早期中国民族学发展的”软肋“——缺乏理论指导和必要的学科训练。
不过，此时中国的民族学研究虽还有诸多的弊端，但由语史所同仁倡导的民族学研究范式却已逐渐形成。1932年朱希祖在《恢复民俗周刊的发刊词》中总结到：
（民俗学研究）今后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纵的，从历史的记载上搜集材料；一是横的，从地理的分布上调查材料；再须协合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宗教学家、艺术家，以及民族心理学家等等，共同商定条理，着手搜集调查，研究整理……【48】
原朱希祖之意。研究所同仁在科学方法论指导之下，在材料上，注重传统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互相补充、印证；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多学科交叉研究。这种独特治学方法自形成以后，便积极应用到实际研究领域中，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时至今日仍然为学界所称道、传承。影响久远。
第三，新学术流派的诞生。
1935年杨成志获得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开始长期围绕着现代民族学基础理论方法建设和培养专业研究生两个方面的工作，直至暮年，耕耘不已。
在民族学理论和方法上，杨在全面继承了语史所时期民族学研究范式的同时，还在1936年首次将体质人类学、人体学、生物学、统计学综合运用到广东北江猺调查的过程中。【49】
杨成志从事人类民族科学理论方法建设的同时，在教学上着重培养学生，引导其兴趣，在田野工作上分析实况和发现问题，作出客观的识别，教导学生民族学要由”‘脚’爬山开踏进来，却不要由‘手’抄录转贩出去！“【50】在十四年间（1936年至1949年）共招收培养了10位研究生，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为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等方面的专家教授。现根据相关材料列出这些学生的姓名及相关信息如表2。
正是在杨成志的影响之下，学生的学术视野不断得到拓展，在实际的研究中尤注意田野调查和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工具的借鉴。例如，史学部研究生江应梁在其拟定的《西南民族研究计划》中认为：由于古人对于西南民族一贯持有”一个错误的歧视心理“，”此种主观记载怎能据以作研究的立论“？除关于民族历史的演变部分以历史文献记载作主要资料，亲自访问作次要资料外，认为”向西南民族中作实际调查，实为研究本题之唯一方法“。同级研究生王兴瑞也认为其《海南岛黎人研究》”主要材料的来源，非依靠实际考察不可“，”最重要的是基本知识的准备，如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等都非有相当的修养不可“。二人在实际的调查研究中都运用了体质人类学方法，对研究对象的”体质构造“、”智力及文化“进行测定。【52】
文科研究所历史学组和人类学组经过十几年培养了大批的史学和民族学、人类学专业人才，形成一支阵容强大的学术生力军，这些人中至今还仍在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贡献余热。1948年历史学研究所人类学组主任杨成志正是以该研究所关于”西南民族的调查和研究“的丰硕成果作为向教育部申请开设人类学系的重要依据，并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从而成为国内较早开设人类学系的高等学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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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论坛 2010-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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