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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宗教与区域历史中的社会
民间宗教的存在有几千年的历史，它代表的一个丰富的文化史，而且这个文化史的过程与政治史为主线的历史进程有别：无论“大传统”对它有什么影响，它的根总是在民间社会。从这一个角度，我们不难看出民间宗教具有两大特点，即它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对民间宗教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认识，对研究方法的重构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八十年代以来，人类学界的威勒、桑格瑞、王斯福表现出对历史的空前重视。更重要的是，社会历史学界出现了一批对人类学课题深感兴趣的学者。这两股潮流的涌现，使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出现了新综合的景象。
这种新综合的成长，诚然与传统的史学家对自己的文献法以及人类学者对自己的参与观察法的不满足有密切的关系。不过，促进综合的最大力量却不是此类方法论的重新思考本身，而与六十年代即已提出的区域社会历史理论有关。斯坦福大学的人类学家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六十年代初期以后开始发表一系列论文， 讨论如何结合人类学、 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观察研究中国社会，提出了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空间结构分析方法。他认为，要理解中国的历史与社会必须对中国的地方级序和区域体系进行考察，因为中国的历史和社会都受一定的地方性空间制度的制约。在他看来，中国包括九大经济文化区（东北、华北、长江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上游、东南、岭南、云贵、西北），它们各自内部都有独特的中心与边际结构、经济体系和社会-文化组织，并且有历史发展周期。虽然他没有对民间宗教在区域体系中的地位进行具体分析，但是他初步提出了民间仪式受社会空间制度的制约的论题。他认为，民间信仰和仪式与区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息息相关：一方面，地方神的等级与区域的差序正好对称，是区域形成的结果；另一方面，它们又支撑区域体系，是区域体系的维系的要素之一。〔22〕
施坚雅关于仪式和区域体系的论述，在桑格瑞的研究中得到部分的发挥。桑氏认为，与乡村集市相应，民间宗教的基本地域单位是区庙（parish temples），其中心单位为根庙（root temples），亦即不同区庙寄以分灵的大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地域性社区与区域中心的关系，并以定期的区域向根庙的进香（pilgrimages）为联系形式。 换言之，民间宗教与区域制度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民间的小庙是大的区域的“根庙”的分化，民间小庙到大的“根庙”的朝圣行为是把地方庙宇与中心庙宇联结在一起的媒介。〔23〕因为桑格瑞主要重视的是人类学的结构理论和宇宙观，所以他并没有把他对庙宇与区域的关系的讨论进一步深化。
施坚雅和桑格瑞的探讨主要偏重仪式行为的区域性问题。实际上，如果施坚雅的区域划分成立的话，文化区域的研究不仅要涉及仪式，还应涉及神谱、传说、庙系、仪式戏剧谱系以及历史上的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和移民问题。丁荷生在他的著作中，力图综合这些层面对区域文化的关注进行较为集中的论述。八十年代后期，丁荷生（Kenneth Dean）就开始研究中国民间宗教与区域的关系。1992年，他出现《中国东南区的道教与民间信仰》一书，偏重探讨了民间神明分布的地域性与仪式过程，强调道士文化、地方戏剧团在民间宗教区域化过程中的重要角色。〔24〕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在他的著作《文化、 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1988）一书中认为，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区域是帝国政权、绅士及其他社会阶层相互关系和并存的空间。这种空间的形成基础是权力的文化网络，包括乡村社会组织中的宗族、市场、等级制和社团。民间宗教及其组织在区域中的存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作为一个为不同的社会阶层所共享的体系存在的；另一方面，它在不同社会阶层的眼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例如，关帝的信仰不仅在一般乡民中存在，而且在国家的地方代理机构和绅士中也流行。不同的集团对关帝有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解，但是这些集团用同一个象征来追求各自的利益。〔25〕
近年来，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在研究中国民间宗教时，除了注意到施坚雅的区域历史和经济文化地理的理论之外，对民间宗教作为一种“主观历史”或历史表象（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s）的存在特点也给予颇大的重视。一些学者认为，研究民间宗教的历史性，不仅要看客观的社会变迁过程，还应全面探讨民间宗教、仪式和象征如休服务于民间对“过去”的理解，或民间宗教如何代表当代对过去的认识。〔26〕
民间宗教与现代化理论
民间宗教与“大传统”一样，是历史的积淀或传统文化的一类，这种传统在民间有深刻的根基。在中国力图进入全球化的现代化过程的时候，人们不免会思考民间宗教作为一种传统势力是否与现代化的需要相适应这个问题。因此，考察民间宗教和现代化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探讨这个问题的途径有两种：其一是研究民间宗教是否包含现代化或反现代化的精神（ethos）和伦理（ethic）；其二是研究现代化过程中民间宗教的实际遭遇和现状。
采用前一种途径的学者或多或少地受韦伯的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作为一个现代化理论的大师和社会哲学家，韦伯从事东方宗教的研究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他所想回答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为什么在西方会出现工业化、现代化和资本主义，而在东方则迟缓地延续了古代的生产方式和政治体制？韦伯通过对西方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的研究，说明宗教在促进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中国宗教》一书中，他以新教伦理为理想模式考察中国宗教是否符合资本主义形成或现代化的需要，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儒教与道教所鼓励的是一种道德哲理，不包含理性思考的因素，因此不利于现代化。
雷德菲尔德通过不同的研究途径得出与韦伯相类似的结论。他认为，在复杂的乡民社会中能够接受西方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化和现代化模式的阶层是都市中的社会上层分子，他们虽然拥有自己历史久远并相当保守的“大传统”,但是比较容易接受新的技术和知识。〔27〕相比之下，生活在小社区的农民，拥有的是“小传统”,他们对祖先过于尊敬，对地方有过于严重的保护主义，对新事物不习惯，因此是现代化的阻力或至少是现代化的被动对象。乡民社会现代化努力，一般是在都市里首先发生的，并逐步从都市向乡村渗透，使乡村的传统文化发生改变进而引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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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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