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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文化“自觉”，就是“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
在叙述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时，经常有人提及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的一段评价：“在二战以前，除了北美和西欧之外，中国是世界上社会学最为繁荣的地方了，至少就其思想质量而言是如此。”就今日中国社会学而论，经过30年的重建，确已站稳脚跟，甚至可以说是取得了非凡的业绩。就在美国社会学面临着“解体”的危机，英国社会学家需要“为社会学辩护”的时候，中国社会学仿佛迎来了自己的春天。然而，虽然“社会学”一词出现在中文里已逾百年，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却是不连续的，这不仅是指从1952年到1979年间社会学被取消，而主要是指1949年以前的社会学传统，至今仍然可谓是“冻结的传统”。
社会学何以扎根于中国
尽管雷德弗尔德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区分和论断存在诸多问题，但还是可以将之作为一种富有启发的思路，来讲述社会学中国化的故事。依照这种划分，我们可以发现存在两种社会学中国化的策略：一个是联系大传统，一个是贴近小传统。
如果说严复等人最初是从精英文化或传统经典的角度，试图使群学或社会学在中国扎根，至少与中国大传统的话语连接起来，那么，另外一些学者则通过使之走向民间日常生活的小传统，而谋求社会学的中国化。在后一种取向中，吴文藻所倡导的线路，最具有代表性，即“社会学一定要走上人类学的道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自己的社会”。坚决贯彻这一路线的实践者，则是吴文藻的学生费孝通。在他们看来，坐在书斋的学究式研究固然不可取，但依赖于社会调查也不行，因为“调查只能取得孤立的材料，大致的统计数字，了解不到复杂的社会关系”。而采用人类学的直接观察和参与方法，则可以把握鲜活的资料，并了解特定区域社会生活的全貌。
但是，任何一种学科视角都有自己的特定“出身”(福柯语)，从其“谱系”也透露出其特定的背景假设。人类学之兴起，虽不全是出于海外殖民的需要，但至少也是西方向海外扩张的产物。在人类学的核心，应该说潜藏着一种寻找“文化他者”的冲动。在马林诺夫斯基心中，人类学就是对西方“过分标准化的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师从马氏的费孝通，虽然没有这份闲情逸致，以《江村经济》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是为了“了解中国，最终目的是改造中国”，但问题是，将这种人类学的眼光转向自身社会，是否可能导致一种“内向的殖民化”，即在自身内部寻找他者呢?事实表明，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双重交叉分类中，中国农民成为了他者的他者。当然，最大的他者还是所谓的“乡土中国”，农民不过是其代表而已。如此一来，社会学是否就中国化了呢?或者说，按照当初的设想，以人类学的方法获取中国的资料，是否就能顺理成章地让社会学中国化呢?
关键在于：是依照中国的观点看，从中国的价值和意义体系去阐释呢，还是仅仅将中国经验视为西方科学视角予以加工的原材料。如果社会学最后不过是一种自我疏离的工具，就很难说是扎下根来，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其实，费孝通自己后来也有反思：“我是以局外人的立场去观察一个处在另一种生活中的对象，我自身有自己的生活，我按照我自己社会里所处的角色进行份内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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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11-11 15: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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