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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史学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至今已经40年。特别是1986年10月全国举行了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标志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若以此为界标，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也有30年之久。有必要总结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史，把握其特色与趋势。这里就近40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学术脉络、重要议题、成就与不足，作一概述。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脉络
我拟将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大致经历10年。
（一）酝酿: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反思(1976年10月—1986年9月)。首先，社会生活史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构的宏观社会历史理论模式，形成了特有的社会史“骨架”，需要补充生活的“血肉”。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开始重新思考社会史研究的问题，试图建立以社会生活、生活方式为主要内容的新社会史，以补充由于既往研究的理论模式而缺乏的历史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研究领域是政治、经济、思想三大块，学术重心是阶级斗争史与农民战争史。《历史研究》编辑部、南开大学历史系以及云南大学历史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分别于1983年8月和1985年5月召开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和“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比较研究讨论会”，试图突破僵化的阶级斗争决定论，把多种社会关系、社会群体和民众生活纳入视野。田居俭为会议论文集所作序言《略论中国史学研究方法的变迁》(后来发表在《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倡导开展“具体”层次的生活方式的研究。哲学学者王玉波还将生活方式理论引入了史学研究，1984年5月2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他的《要重视生活方式演变史的研究——读吕思勉史著有感》，重提历史学家吕思勉对社会生活的重视，呼吁人们开展生活方式演变史的研究。冯尔康率先发表《开展社会史的研究》(《百科知识》1986年第1期)，强调“恢复、开展社会史的研究，已是当今史学界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认为“社会史的研究，能够给予历史研究以有血有肉的阐述，真正建立立体的史学，形象化的史学，科学的史学”。接着王玉波发表《为社会史正名》(《光明日报》1986年9月10日)，区别社会史和社会发展史，认为“社会史是以人的社会生活的历史演变过程和规律为基本内容”，“社会史可以说就是生活方式演进史”，而把社会发展史作为哲学范畴。
史学研究者认识到有必要吸收当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开展历史研究，尤其是社会学对社会史研究的借鉴作用非常明显。乔志强借用社会学的概念和框架倡导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光明日报》1986年8月13日)一文中提出，社会史主要研究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职能。其次，文化史的兴起也为社会史开辟了道路。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具有经济社会史的特征。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经济史和农民战争史研究盛行，在揭示普通人民大众的经济生活方面取得不少成绩，但反映普通民众精神生活的著述甚少。1985年李侃、田居俭向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提交的论文《近五年(1980—1984)中国历史学概述》指出: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中国史学界近几年出现的新气象，一些古代区域性的文化受到重视，一些长期致力于断代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们，也开始注意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生活和文化成就。文化史的研究从1984年起进入高潮。文化史的研究涉及作为人民大众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引发对社会史的探讨。再次，区域史为社会史扩展了地理空间。中国史学界反思以往过分重视宏观社会形态史、忽略历史地理空间因素之际，受区域经济和区域文化研究的刺激，区域社会史研究兴起。区域史重视一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已有傅衣凌等学者研究。80年代初，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一书表现出较强的区域社会史特色。由于社会经济史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一直比较受重视，80年代初国家制定“六五”“七五”社会科学规划时，把开展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作为重点方向，涉及的主要区域有广东、福建，以及苏松杭嘉湖、西北地区。
(二)发轫: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1986年10月—1996年)。1986年10月由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编辑部、天津人民出版社发起的“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在天津举行，标志着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当时学者们强调研究民众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冯尔康提交会议的论文《开展社会史研究》(后来发表在《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提出“中国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它“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它本身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冯尔康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框架，还体现在《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一书上。冯先生主持编纂了《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总结以往的学术史。学术界对于社会生活的重视，还体现在宋德金的《金代的社会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上。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了198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十卷本断代史丛书，并于1987年6月召开了专门会议，就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概念、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进行了讨论。该课题组重要成员彭卫出版《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这部运用新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的著作。乔志强主编了新框架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
1988年在南京大学举办第二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蔡少卿、孙江《回顾与前瞻——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后来发表在《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认为，社会史主要应研究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其广义定义是再现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其狭义定义可以是研究社会结构变迁时普通人的经历，并指出:“由于社会的日常生活与经济状况、政治活动的密切关系，以及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人们有理由对其予以较多的关注。”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一书，翻译介绍了国外社会史的研究。
这一时期还举办了4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1990年第三届由四川大学主办，讨论的重点是中国宗族、家庭的历史与现实，社会弊端的历史考察。1992年第四届由沈阳师范学院主办，会议主题是“社会史研究与中国农村”，研讨重点有三:社会结构与农村变迁，历史上的灾变与社会救济，社会史的理论体系、构架与功能。1994年第五届由西北大学主办，会议主题是“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1996年第六届由重庆师范学院主办，中心议题是:区域社会比较研究、中国社会传统生活方式研究、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综上所述，这一时期人们关切的主要是社会史的理论体系、社会生活史、区域(地域)社会，也针对一些社会现实进行历史性的讨论，如社会问题、灾害救济、乡村社会等。第四届年会上，还成立了“中国社会史学会”，冯尔康出任会长。1996年7月开始编辑《社会史研究通讯》。
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社会史会议举行。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联合《社会学研究》编辑部举行了“社会文化史研讨会”;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北戴河举办了海峡两岸“传统社会与当代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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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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