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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月2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作了《关于通俗文学》的演讲 ，将文学分为三大类，即：（1）民间文学（Folk Literature），（2）通俗文学（Popular Literature），（3）纯文学（Pure Literature）。然后他说：“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略有相同，如古时神话与传说，民间歌谣等等，都是这一类的文学，因为年代久远，现在流行的很少，只有少数的民间歌谣还留存着在。这种文学可分为四类：（1）戏剧（看的或听的），（2）唱书（如唱小曲之类），（3）说书（有声调，讲故事，与看不同。）（4）小说（全为读的）。这也就是刘半农先生以前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所讲的下等小说。”周作人同时认为，尽管通俗文学的内容无非是“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之类的老调，但是，它“不但可以表现国民性，它还可以表现一切思想。纯文学是不能代表全民众的思想的，也没有什么大的力量”。这次演讲虽然着重于通俗文学，但民间文学因为与通俗文学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也是可以连带推想的。
我想说明的是，这篇演讲可以视为周作人关于文学的一种最基本的性质分类，其中固然对通俗文学（包括民间文学）的学术价值十分推崇，但对它的文艺价值几乎不置一词，这是周作人常用的一种评判策略。由此，我们对于周作人的民歌价值观，也可以获得更加深切的体认。
（本文引用周作人的文章，除《知堂回想录》、《歌谣》周刊外，均录自钟叔河所编之《周作人文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注 释：
① 载1962年12月刊《民间文学》总87期。
② 刊于1940年12月23日之《晨报》。
③ 关于周作人与歌谣的经历，可参见《〈绍兴儿歌述略〉序》，原载1936年4月《歌谣》2卷3期；又参《一点回忆》，见注①。
④ 有关这方面的回忆，可以参见《从猥亵的歌谣谈起》，原载19*年3月刊《文艺世纪》；又可参注①③。
⑤ 有关情况主要见于《从猥亵的歌谣谈起》。
⑥ 在1926年10月《语丝》99期上，周作人发表《关于“猥亵歌谣”》，报告了一年的征集情况，并对于未能出版列出了三条理由：“第一是私人的事情”，“第二是礼教的”，“第三是钱的事情”。后来久经迁延也未面世，其中原因当然更多，但这三条大约总是很要紧的。
⑦ 对于后一项原因，他在文中具体解释道：“久被蔑视的俗语，未经文艺上的运用，便缺乏了细腻的表现力；简洁高古的五七言句法，在民众诗人手里，又极不便当，以致变成那个幼稚的文体，而且将意思也连累了。”甚至他还说：“我看美国何德兰（Headland）的《孺子歌图》，和日本平泽平七（H。Hirazawa）的《台湾之歌谣》中的译文，多比原文尤为明了优美，这在译界是少有的事，然而是实在的事。”
⑧ 两篇序言同时发表于1927年4月刊《语丝》126期，署名岂明。
⑨ 《歌谣》周刊第7号中发表沈兼士给顾颉刚的信，信中说：“民谣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自然民谣；一种为假作民谣；二者的同点，都是流行乡里间的徒歌。二者的异点，假作民谣的命意属辞，没有自然民谣那们单纯直朴，其调子也渐变而流入弹词小曲的范围去了。例如广东的粤讴，和你所采苏州的戏婢十劝郎诸首皆是。我主张把这两种民谣分作两类，所以示区别，明限制，不知你以为何如。”至于《霓裳续谱》、《白雪遗音》之类，不但早已流入“弹词小曲的范围”，而且又未必是“流行乡里的徒歌”了，所以它更加只能是“假作民谣”无疑。
⑩ 如1927年发表在《语丝》138期上的《文学谈》中就说：“在中国，有产与无产这两阶级俨然存在，但是，说也奇怪，这只是经济状况之不同，其思想却是统一的，即都是怀抱着同一的资产阶级思想。”
11，比如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就提倡“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12，周作人在1922年3月《戏剧》2卷3号上发表的《对于戏剧的两条意见》，借用勃兰兑思的话，将那种“从蔑视个人的国家主义里出来的侵略与排外思想”，称作“兽性的爱国”。
13，周作人在1927年为刘半农《海外民歌译》所作的序中说：“现在中国刮刮叫地是浪漫时代，政治上的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都是一种表现，就是在文学上，无论自称哪一派的文士，在著作里全显露了出浪漫的色彩，完全是浸在’维特热‘---不，更广泛一点，可以说’曼弗勒德（Manfred）热‘里面。”1931年他在为江绍原《英吉利谣俗》所作的序中指出，民俗学所揭示的事实决不是怎样乐观的，然后他指向现实说：“浪漫时代的需要假如是梦想与信仰，那么这当求之于诗人与宗教家。”
14，《教训之无用》，1924年2月27日刊《晨报副镌》，署名荆生。
15，后发表于1933年4月刊《现代》2卷6期，署周作人讲。
（陈泳超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邮编 100871）
（来源：《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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