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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作人在民歌方面所做的工作
周作人与民歌的结缘，是从儿歌开始的。他在晚年的追忆文章《一点回忆》①中说：“一九○六年我在日本东京得到英国安得路朗的几本关于神话的书，对于神话发生兴趣，因为神话与传说和童话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对于童话也十分注意，又因童话而牵连及于儿歌。”1940年他在《歌谣的书》②中也说：“民国初年我搜集外国歌谣的书，最初只注意于儿歌……”
1914年，周作人利用在绍兴县当教育会长的机会，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4号上刊登一则个人的启示：“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其中关于儿歌的采集条例云：“儿歌例如越中之《一颗星》《隔棂灯》等是，又小儿谜语，及游戏时所歌，亦含在内”，“录记儿歌，须照本来口气记述。俗语难解处，以文言注释之。有音无字者，可以音切代之，下仍加注”。这些注意事项，比诸1918年“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在详明精细上固有不如，但它对歌谣记录的科学性要求依然是引人注目的。为了配合征集工作，周作人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的同一期上又发表了《儿歌之研究》的论文，对儿歌的历史、类别与价值等多方面给予了初步的但绝非幼稚的论述。考虑到时间的先后以及个人行为与名牌机构号召力的悬殊，周作人的采集工作，其导夫先路的草创之功，是十分让人敬佩的。尽管一年之后，他一共才收到一首儿歌，而且还是他相识的一位高小校长化名寄来的。不过，周作人似乎并没有泄气，他自己独力采集，加上从《越谚》中的抄录，也得了200多首。后来，他怀揣着这份稿子，经历了北京大学歌谣运动的起落兴衰以及中国政治风云的千变万化，终其一生未曾让它面世，其间的遇合遭逢，实足使人唏嘘叹息。③
1918年，由刘半农、沈尹默等人发起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的活动，歌谣运动从此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周作人既对儿歌有其偏爱并做过切实的工作，加上已有的民俗学、民歌知识，所以被他们引为同志，也是自然不过的，而在周作人一面，他似乎也是施施然乐于为伍的。在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首揭的征集歌谣活动启示及其简章上，都没有周作人的名字；但在同年9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的“征集歌谣之进行”栏目中，就有“由刘复、周作人两教授担任撰译关于歌谣之论文及记载”的字样，其简章上也添上“沈尹默、周作人主任一切并编辑‘选粹’”，而此前这两项工作分别是由刘、沈二人独力承担的。1920年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1922年《歌谣》周刊创刊，周作人都亲自参与并一度实主其事。虽然根据周作人本人的回忆，他因为身体欠佳及个性疏慵等原因，并未做太多的实际事务，但这终究使他由单纯对儿歌的爱好走向了对范围更广的民歌的关注。
在歌谣运动的推进与歌谣研究方面，周作人时常有先着一鞭之举。例如关于歌谣的分类研究，周作人早在1922年4月13日《晨报副镌》上发表的《歌谣》一文中，就进行了尝试，他的意见是将歌谣分为六大类：1、情歌2、生活歌3、滑稽歌4、叙事歌5、仪式歌6、儿歌（事物歌、游戏歌）。大约地说，在歌谣分类方面，周作人即便不是第一人，也必定是最早者之一，单以《歌谣》周刊为例，它自创立后真正引发众人对于分类产生兴趣并持久讨论的，实在要从1923年4月8日的第13号算起。光从时间上来说，周作人的分类要领先一年，其先觉之功就很值得敬佩了，更可贵的是，便在《歌谣》周刊上关于歌谣分类的越来越繁复的争辩中，周作人的分类法以其简明平实而时常受人推许，可见在他的先觉中其实还包含着早熟的深刻，与那个时代惯常看到的先觉者可以谅解的浅薄又自不同。这一点，在歌谣研究的其它方面也有体现。比如谜语，周作人早在1914年的采集启事及那篇《儿歌之研究》中就将它视为儿歌之一类而给予关注，后来歌谣同人对谜语渐次重视起来，以至有钱南扬的《谜史》一类的著作问世，那都是二十年代的事了；再比如，1923年他在《歌谣》周刊第31号上发表《歌谣与方言调查》，虽说这一研究方向早为人知，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展。以《歌谣》周刊的发文次第来看，正是在这篇文章之后，关于歌谣与方言的讨论才变得红火起来，以至后来成立方言调查会，《歌谣》周刊也连续出版方言专号等等。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关于猥亵歌谣的搜集与研究了。
1918年开始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的运动，在由刘半农拟订的征集简章上，入选歌谣有这么一项资格规定：“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1922年《歌谣》周刊创刊时，同人们听取了周作人的意见，在章程中明确指出：“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择。”在发刊词中也特别声明：“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的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周作人在后来的各种回忆文章中，对于自己在歌谣活动方面向例觉得碌碌无为，惟独对这项贡献津津乐道，可见他对猥亵歌谣研究是如何的看重了。④但是，虽然歌谣同人转变了认识，可搜集上的成绩却非常不好，一年内依旧得不到这种难得的东西。于是在1923年12月，周作人又写了一篇《猥亵的歌谣》论文，刊登在《歌谣》周刊一周年纪念增刊上。文章首先将“猥亵”一词定义为“非习惯地说及性的事实者”，然后将猥亵的范围分为“私情”、“性交”、“支体”、“排泄”四类，又古今中外地为各类都举了诗歌的例子，并给予道德或文艺方面的分析，接着还对猥亵歌谣如何解说做了两方面的尝试：一是从“生活的关系”上说，它们是中国两性关系不圆满的烦闷的曲折表达；二是从“言语的关系”上说，他重申了在《中国民歌的价值》一文中民间俗语缺乏细腻曲折之表现力的观点，认为在猥亵的歌谣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参见注7）。最后，他总结说：“我的目的只想略略说明猥亵的分子在文艺上极是常见，未必值得大惊小怪，只有描写性交措词拙劣者平常在被摈斥之列，──不过这也只是被摈于公刊，在研究者还是一样的珍重的，所以我们对于猥亵的歌谣也是很想搜求，而且因为难得似乎又特别欢迎。”
经过周作人的再三倡导以及歌谣同人的悉心努力，倒也有了一点回应，例如1924年2月《歌谣》周刊第44号上登载了一位名叫杨德瑞的印刷工人的来信，其中提到他搜集的类似“荤谜素猜”和“素谜荤猜”的许多谜歌，《歌谣》周刊的编辑阅后“极为欢喜”，忙不迭地说：“就请先生赶快的把那些誊出，愈多愈好给我们寄来吧！”据《歌谣》周刊第45号的来件清单，后来这位杨先生果真寄来了106则歌谣谜语（当然不都是猥亵的）。但是，除了这一例之外，似乎再也没有别的响应了。
周作人等仍不甘心，决心单独征集猥亵的歌谣，但这种事情由大学出面发起似乎不好，于是周作人约集钱玄同、常惠，三人以个人的名义在1925年10月《语丝》48期上发表《征求猥亵的歌谣启》，共同发起征集活动。在由周作人署名的这份《征求猥亵的歌谣启》中说：“大家知道民间有许多猥亵的歌，谜语，成语等，但是编辑歌谣的人向来不大看重，采集的更是不愿记录，以为这是不道德的东西，不能写在书本子上。我们觉得这是很可惜的，现在便由我们来做这个工作，专门搜集这类猥亵的歌谣等，希望大家加以帮助，建设起这种猥亵的学术的研究之始基来。”该文中还将猥亵歌谣的价值归纳出两点，其一它们“实在是后来优美的情诗的根苗”，其二，“我们想从这里窥测中国民众的性的心理”。后面又列了希望做成的两件事：“（1）搜集猥亵的谣谚谜语等编为《猥亵歌谣集》，（2）搜集古语方言等编为《猥亵语汇》。”当时，周作人还拟订了一个简单的说明和举例，该说明书当时是须函索的，后来周作人在19*年3月刊的《文艺世纪》上将它公布了。这一次征集的成绩似乎很是可观，光周作人收到的就积存了一抽屉，据他估计，三人共总收到的，大约有“二百件之多”⑤。可惜出于各种原因⑥，这些材料始终未被整理出来，更不用说发表面世了。其后，钱玄同于三十年代就先弃世了，周作人的又多散失，常惠处的情形如何，不甚明了。周作人既觉得很对不起投稿诸君，也对这次征集活动的有始无终深为遗憾。如今看来，这场没有结果的活动，其开创意义还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尤其随着学术自身以及外在环境的变迁，关于性方面的研究似乎越来越没有禁区了，可是对这类猥亵歌谣的征集工作，不知是否依然的不合时宜，至今终于也无人愿做，从这层意义上说，周作人这方面的经历，越发使人感觉可敬而又可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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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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