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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重视故去的人和现今的人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决定了特定群体的民间创造与表达、智慧和价值、情感与认同的长久意义。因此，我们把区域人民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分类普查和记录并不表明文化事象之间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寻求同与异之间的辨析;人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还旨在弄清关于物质客体的文化表述，涉及人类行为背后的文化认知与实践;而非物质文化或无形文化是相对于物化的文化表现形式，通过世代耳濡目染而传递(如语言和文字形态的叙事诗和口传文学、风习与礼仪、巫医乐师百工之术等)。他们虽无形却总是携带着往昔历史的情感和国家、地域或族群之象征，平常所谓的文化认同正是来源于它们能被感知而共享。因此，重视民俗文化的一切蝗虫式和鼹鼠式的研究均代表了现生人类对已经建立起来的文化资产大厦所抱有的珍重与谦逊态度。
得悉刘铁良教授关于中国大规模的民俗志计划已经在精细记录与理论提携上加以全面考虑 [34] ，剩下的则是如何落实持久的田野功夫和第一手文献重整的问题。相信近年来学科之间学术互为开放的结果，将导致本世纪各自学科点面良好整合的可期待的民俗志和民族志新成果。这是两项均不可忽视的工作，蝗虫法和鼹鼠法将各得其所，特别在一个人身上兼顾最为难得。一个区域民俗博学之智者兼深邃之理论诠释大家显然是我们期待的。因此，民俗学和人类学的民间文化研究根本不只是被动保护的问题，广博而深邃的学理认知携带着无数的线索通向现代人的文化生存世界。
七，蝗虫和鼹鼠怎样合作-重提小社会与大社会问题
虽说人类学家可以在世界上任何有人群的地方做田野工作，然而，在人类学的理论指导下，如何选择调查地点和确定调查范围是非常重要的准备工作。传统上，人类学者主要关注非工业化的小规模社会(small-scale society)，这种社会往往社会同质性高，有简单的技术与经济，社会关系比较简单，与外界联系较少。在人类学学科发端期，受那时科学的控制、有机的方式和功能主义概念的影响，以及人类学关于文化整体性运作的构想，相对隔离的小规模社会，像实验室一样容易得到控制性观察。人类学者一旦进入，便颇为方便和所有研究的对象互动，开始一轮鼹鼠式的工作。小规模社会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田野地点之首选。
从部落到农业社会的转型之后，我们看到乡村社会同城市的联系较多，于是人类学的小型社会研究常常需要新思考。杨懋春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已经考虑到了这样的问题，他的关于小农经济的小规模社会研究实践，强调了观察“家庭关系”和“村落关系”的双重重要性;因为“每一个村庄又不是孤立的，所以还要分析村际关系以及市镇对村庄的影响。”可以说抓住了变迁中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关键。 [35]
可是如今世界经济、交通、通讯飞速发展，绝大多数部落与农耕区都更多地卷入了国家掌控、税收和市场经济的联系之中。传统的乡村可能仅仅是一个巨大的城乡连续体的一个部分，这就促进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范围扩大为大规模社会(Large-scale society)的研究。这种大规模社会也是较为复杂的社会(Complex societies)。和小规模社会相比，它们所处的地理范围较大，文化的同质性减弱，出现职业多元、社会分层与人口流动，内外关系联系增加。由于现代交通、通讯、文献获得之便捷，明显促进了人类学家扩展时间与空间上的调研工作与分析效能。这时的人类学家或者独自，或者组织团队做超越村镇县乃至更大的区域研究，也包括跨学科的合作研究，经常成为一个点面结合的大型研究项目的一部分。
以阔塔克(C. P. Kottak)在巴西的人类学研究为例。 [36] 在一个已经处于相当都市化进程中的复杂社会，他研究巴西的一个特定的乡村社区。显然，这个小型社区无论如何也不能代表作为一个整体的巴西。因此，在若干分开的、并不一定相同的巴西的社区调查工作中，阔塔克只是其中的一个民族志作者，他的工作在于提供一份帮助展示多样性巴西文化的一个部分。即鼹鼠式的一个个点状研究已经带有多样化的平面设计考量，然而，即使这样，计划设计之初就必须首要了解民族志的概况，这是多样性文化调查计划的必要前提。在现代国家中，以民族志的方式做社区研究(community studies)的意义在于提供一个在当代世界与历史向度中的经济文化适应性和参与程度的样本,这一样本对于比较都市生活和多样性区域文化显然是必要的。
另一项大型研究反映在萧凤霞和科大卫合编的《植根乡土：华南社会的地域联系》 [37] 一书中。这本论文集汇集了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多来的研究成果，涉及他们共同关心的宗族、国家权力、地方文化策略、结构过程、妇女地位、边缘群体等事项。他们“各自立足于一个点上(一镇、一乡、一岛)，阅读地方文献，进行实地调查，和官方文献互相比较，辨别各种叙述的弦外之音，各自写出了主题不同却又关怀类近的文章” [38] 建立了华南区域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分析框架。内中可见在较大地理区域及历史时空脉络中，人类学小规模社区研究在大型专题中的独立的学科意义，为跨学科的蝗虫法和鼹鼠法合流的明显成果。
八，蝗虫和鼹鼠怎样合作-问题(取向)研究与过程研究
参加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不外乎两类田野研究选择。一类是问题研究(Problem-Oriented research)。由于研究意图不同，有时只是参与观察其中某些特定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是人类学传统论题，如宗族、仪式和生计方式，也可以是吸毒、艾滋病这类社会问题。人类学者带着某一特定的问题做田野工作，在调查中主要收集被认为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民族志资料。这类问题研究可以通过区域的田野调查寻找人类学的理论切入点，从而以一个独立学科的视角讨论问题，获取结论。例如华琛(James L. Watson)的《族人与外人：一个中国宗族的收养》一文 [39] ，选择中国香港新界一个最大的单姓村做田野工作，从宗族生活中抽出一个收养问题专题论述。他从中国的收养哲学、田野点的宗族特征、收养原则、近亲收养与收养外人、族规与现实的连续分析，得出了宗族内部的分支争斗是导致收养外人这一异常形式存在的根本原因。这样一个具有问题取向的田野观察与课题设计，最终将转换成一篇人类学专题论文或应用性的建议，大多属于问题研究。
然而，单纯与简单问题的考察机会并不多。例如，寻求某一社会群体吸毒的原因和提供解决方法的问题考察，其田野调查资料就不仅包括当地人对于这些社会问题的径直的回答和解释，还包括诸如人口密度、环境、就业等影响因素，甚至地方经济、社会史，以及民俗生活特点等也都在考察之列。我们从人类学史上相当多的问题取向的论文考察，其优点常常是文字陈述与分析环环相扣，使人容易领会其要点，而且结论清晰，但是，有些情形需要加以避免。例如，只关心和问题直接相关的要素，忽略对间接相关问题的注意，如是，被删节要素对主题的影响与干预就会被忽视。还有，单一理论的套用，会使问题之解答过程丢失其他的理论视角和观察视角，从而使结论孱弱与不够全面。因此，问题研究并不是就事论事，鼹鼠挖掘不能只注意一个方向。人类学的问题研究在开题和整装出发之前就要有尽可能周到的估计与设计，以减少围绕中心问题的相关因素之缺失。
另一类是过程研究(Process research)，是指从人类学研究方法上思考和把握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研究;或对一个或一组田野调查点及其周边地区的长时段研究(longitudin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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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学网 2008-08-04 10:33:51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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