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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以人类学为出发点，兼顾民俗学、社会学等四五个相邻学科，讨论这些学科均具有的不尽相同的面(比喻为“蝗虫法”)的与点(比喻为“鼹鼠法”)的研究取向特点。这些研究取向均旨在更广和更深地获得整个的或区域的人类认识综观为目的，因此无须厚此薄彼。这样，我们需要认识不同学科不尽相同的蝗虫法与鼹鼠法，需要找到不同学科研究框架设计和田野调研相互借鉴与有机连接的契机与方法，需要寻找跨学科研究协作的交接点。为此，本文对交叉学科研究的路径与方法加以多元例证、评论与展望。
一，不同学科的“蝗虫”法与“鼹鼠”法
诸如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都有一个积累性的发展过程，这主要是指通向更为广博的和深度的人类认知，大而论之，是对地球上人类各族群与区域社会文化的一览无余，以及对人类心物构成之深掘为目的，为此，对人类自身的综观需要无尽的面与点的考察积累与良好整合。
上述学科都已经历了数十年逾百年的努力，学科壁垒之形成主要是以其发生以来不同之理论基石、方法论与具体的方法奠定的。例如，在人类学的来源研究中，特定形成的田野工作(初始于无文字的部落社会，对应于传统的书斋研究)，一直是学科的首要标志(尽管其他学科也做田野考察)。不仅如此，诸如调研的普同性(universalism)整体性(holism)适应(adaptation)和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 等则是人类学独创或既有的认识论基础。做为田野工作的收获，是以不同文体的各类民族志为重要展示结果。 [1] 从早期人类学家开始，田野研究的理想之一就是通向跨文化的比较，以及最终实现遥远的人类综观。不过殊路同归的现象发生了，社会学和民俗学等许多学科都以不尽相同的思路走到了比较之路，而实现理想的人类综观大概就是到了学科交融的时代吧。
说到人类的普同性认识，默多克(G. P. Murdock)从全世界数以百计的民族志资料中总结出人类共有的60余种文化要素以及相关的世界民族志样本。 [2] 虽说这种设计被认为是“被割裂于文化系统之外”，但这具有巨大覆盖面的事象记录民族志的确推进了比较文化的进程和对人类共性的具体理解。在找到一个被普遍认同的文化抽绎法之前，人类学家对人类本性与文化之面和点的交互研究热情依然如故。
从早期人类学传播学派的思路看，它和进化论同样是要建立人类文化的宏大历史图景。他们相信传播是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认定文化采借多于发明，不同文化间的共性是许多文化圈相交的结果，以及得出文化传播会淡化民族差异的见解。拉策尔(F. Ratzel)还试图从地理条件的角度，把文化要素标成人类文化分布图，并尝试推测其历史的联系。 [3] 格雷布纳 (F. Graebner) 还提出文化圈重叠部分的文化层现象，从而推算出文化层的时间顺序和文化现象迁移路线，而且他还提出了鉴别文化亲缘关系的形式标准和数量标准。 [4] 他的文化圈和文化现象均展示在澳洲和大洋州地图之上。拉策尔及其继承人的研究方法表现了科学理性和严谨求证的德奥学人风格。尽管传播论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他们开创的人类学田野民族志收集资料的方法，以及寻求人类文化传播的类别与形态的可能性提供了有益的实践。
这种大面积的人类文化特征及其分布概观，还可以在后世的苏联和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家的研究中体现，如列文、切博克萨罗夫和林耀华等分别或联合为苏联和/或中国领土上完成的“经济文化类型”和“历史民族区”图解―一个相互叠压又关联的系列民族志地图与研究论著;而中国民俗研究中出现的“民俗区”、“民俗亚区”和大河流域的“民俗带”等的民俗分布示意及研究古今皆有; [5] 如若提到单项文化事象的大面积研究与展示可在早期芬兰的历史-地理法的史诗与传说研究成果中体现。他们通过对口述与文本的传播、分布，力求发现同源史诗与传说的不同文本、它们的类型与历史过程;单一事象研究的大面积展示成果更为多见，如由美国社会学家雷伟立近年来完成的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地图及其研究著作，属于社会学人口分析范畴。
可见，不同学科获取全球与区域人类认知的构想是相通的，不仅书本知识不能被垄断，田野工作也不完全是人类学的专利。如今民俗学、社会学等均通吃古今文献和田野调研，甚至部分历史学家也进入了田间陌头。想一想吧，这些学科都关注着地球上各个地理区域不同时空的人群，因此发现不同学科的研究课题有时颇为雷同也就见怪不怪。上述不同学科均呈现的大面积的研究成果，尽管时代不同，所依据的理论构想不同，但其终极目的却是相似的。
至于不同学科的精细与深度探索取向却有所不同，这主要受学科框架和方法理论进程的影响。和社会学对比而言，人类学从发生期就包含了对人类两大基本特性，生物性和文化性的整体性探讨，人性之模塑与(他者)文化的关注是其研究重点。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四大分支，包括体质/生物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因此，在一般意义上说，社会学不包括前三项。例如和考古人类学密切相关的博物馆物质文化研究，一度被认为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相区别的主要标志之一。克卢伯(Kroeber)有一句被人广为引用的名言：“人类学家有博物馆，而他们(社会学家)没有”。 [6] 博物馆是收藏和保护人类物质文化的最重要场所，也是展示和诠释“异文化”的地方，从人类学早期，田野藏品就一直和以书写为主的记录民族志相辅相成。而值得提及的是民俗研究也包括藏品，各国各地区倒是首先建立“本文化”的民俗博物馆，在时间上早于人类学博物馆的出现。由于民俗志和民俗藏品总是携带有往昔的历史情感，巩固了个人、族群与区域之认同，它们伴随着民俗节庆与日常生活分享和延续了日益累积的文化资产。
传统上，社会学家关注西方工业社会，而人类学家先后调查部落与小农社会，也造成两个学科在收集资料的方法上的差别。社会学家倾向于使用问卷和发现其他可测定的资料。长期以来，样本分析和统计技术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知识准备;而人类学的统计并不普遍，尽管当代人类学在卷入现代国家的研究之后发生了变化。在人类学长期积累的田野参与观察方法获得的诸多理论指导下，做深掘的比较文化研究，这一偏重定性分析与诠释的研究是人类学的擅长。随着现代学科之间的进一步开放，人类社会文化研究的科学与人文主题在定量与定性的考量上的不确定性，一直游移在这两个学科之间。然而社会学的“向文化开放”(opening to culture) 的运动 [7] 对于社会学家的惯常主题无疑增加了更为质性化的思考，例如关于族群性、地方人口与文化偏好的研究即是;同时，人类学家也进入城市与工业社会的主题，尽管他们关于国家模式下的城市移民(农民)心态和大众媒体角色的研究仍不脱离传统人类学的色彩，但可能的量化统计已经出现在研究成果中。
在涉及人性与文化的研究与应用课题中，特别是那些涉体质、医学、公共卫生、人性与人类行为、文化生态系统等的研讨中，即使是人类学和社会学面对相同的社会问题，其研究的出发点也不尽相同。例如，在设定问题的出发点时，人类学关于人的生物性和文化相互整合的整体论原则导致对人性-生物性-文化关系的综合性探讨，并使社会文化问题转入现代体质与生物人类学的方向上加以讨论。因此，人类学和社会学经常体现它们研究思路的叠压又分疏的特点，尤其在微观和深掘的研究之中。
人类学以外的民俗学家和社会学，毕竟还是有不同的研究切入点和产出。大学一开学，从不同学科教授的指定读物就会发现，社会学、民俗学和人类学就表现了差别，主要反映在理论与方法的用法取向，以及量化和定性等的主张上。目前，人类学和社会学杂志的论文内容的比较上看，这两个学科相互之间也许走得更远了(不排除相近的主题和质性做法);而我们看得见中国的民俗学和人类学却又一次走得越来越近了，然而也仍旧存在带着老传统烙印的新民俗志和新民俗论。也许让我说，走得远和走得近自有其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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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学网 2008-08-04 10:33:51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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