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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田一龟《鞑靼漂流记》
读园田一龟著《鞑靼漂流记》（东洋文库本，平凡社，1991），乃1645年前后漂流到中国，后经朝鲜遣返的日本人国田兵右卫门和宇野与三郎口述的经历，园田的研究甚细致。读其注释，觉得朝鲜的《通文馆志》、《承政院日记》甚为重要。又，根据朝鲜国王的报告，当时有日本使者来到朝鲜，感谢他们把漂流船送回国。这个叫做橘成税的使者，把明朝叫做江南，把朝鲜叫做高丽，把清朝叫做鞑靼，还说“此乃俺国通称之语，实非有意于其间”。朝鲜官员无奈，只能说，“尔国虽在海外，与本国为邻，清朝国号，非不闻知，况当初飘倭转送时，本国书契中，既尽清朝所送之由，则尔国亦当依此回书，而何乃若是……卑职思得倭奴性情，本来狡狂，难以理论，与之羁縻，不足相较，故仍为依例接待以送”（见注释42引《报岛倭书契》，259页）。又《李朝实录》仁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亦记载此事颇详，并记载橘氏对朝鲜和清国关系的刺探（260页）。（2006年10月31日）
川添昭二《蒙古袭来研究史论》
读川添昭二《蒙古袭来研究史论》（雄山阁，1977），书中谈到，由于一个叫做赵彝（出身高丽咸安，即今庆尚南道）的人，对忽必烈介绍了日本的各种情况，于是在至元三年（日本文永三年，1266）至至元十年（日本文永十年，1273）之间，蒙古与日本之间有六次外交接触。第一次是至元三年，由黑的、殷弘为使，忽必烈给日本国王致书（文载宗性《调伏异朝怨敌抄》，东大寺图书馆藏），说到“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下面举了高丽之例，表示怀柔，又说日本与朝鲜接壤，可是“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至元三年八月”。
这一次蒙古国书的到来，使日本朝野上下大为震惊，但是，这些信使和通书，屡次遭到日本方面的拒绝和冷遇。在六次交涉之后，文永十一年（1274）正月，蒙古下令高丽造船，十月三日，由忻都、洪茶丘等率九百艘船、两万八千兵卒，从合浦（庆尚南道马山）出发，十月五日至对马上岸，在博多湾西部与日本军队展开激战，但是，蒙元军队于十月二十日即撤退。原因不明，但据说，当时战况相当惨烈。这就是“文永合战”即第一次蒙古袭来；建治元年（1275），幕府于镰仓龙口斩杀元使杜世忠，这一并不冷静的行为，导致了第二次战争。弘安四年（1281），忽必烈下令，蒙元再次远征，蒙元军队分为两路，一路由蒙、汉、高丽之四万军组成，一路由南宋降军三千五百船十万人组成，六月本拟合攻，但是七月由于暴风吹袭之故，在闰七月全部溃退。这就是第二次“弘安合战”，也是所谓“神风”故事的来源（第一章）。
“蒙古袭来”这一外敌的事件，给日本国内政治提供了相当复杂的影响，川添昭二分析中指出，有人认为，这与蒙元处理南宋灭亡后的军队处置有关，但是这一处置的结果，是导致南中国海上力量的削弱，并导致了海贼横行和元朝衰落。也有人认为，这与蒙古贪慕日本的财富有关，当时江南流传着日本黄金国的想象（26-28页）。尽管这一入侵事件最终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征服和殖民结果，但是似乎使得日本人心理有一个巨大的阴影，所以此后，日本的文献中，最早在1293年前后，有《蒙古袭来绘词》（京都东山御文库藏，二卷）描述肥后国武士竹崎季长的武功（49页）。此后江户时代，有临济宗僧侣瑞溪周凤著《善邻国宝记》（1470年订补）的记载、有儒医松下见林著《异称日本传》上中下三卷（有1688年自序）的记载、有津田元顾（？-1784）的《蒙古袭来记》及其养子津田元贯（1734-1815）的《参考蒙古入寇记》。以后，更有大量这类著作，有历史的，有文学的，如《元寇始末》、《蒙古寇记》、《蒙古诸军记辨疑》、《元寇记略》等等。
这是一次对日本人心理影响极大的事件，通过这一事件，可以了解日本对于满清入主中原的一些想象。（2006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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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0-1-17 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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