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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将这些展示出来的目的在于表明，虽然针对作者的暴力是心理上的，没有刻在自己的身体上，但是与Esperanza遭受到的身体暴力一样，都标定了各自的阶级地位。
“作者的负担”：主流文化中的“文字偷渡者”
正是因为作者拥有女性、移民以及少数族裔的多重身份，她能够更好地反思克利福德·格尔兹提出的“作者的负担”以及James Clifford所谓的“民族志的权威性”(ethnographic authority)的问题。作者坦言，很长时间以来，自己一直试图做一个“二等白人”。如果自己算得上是一个少数群体并处于边缘地位的话，那就可以宣称占据了这一空间并可以说点什么，但作者的这一立场需要对语言的权威性和种族的纯洁性发起挑战。对于少数族裔、移民群体而言，虽然他们已经进入人类学这门学科，但是那种跨越边界之后的摇摆不定的身份对于很多人而言都是刻骨铭心的。这种跨越按照玛丽·约翰(Mary John)的话来说就是从摒弃地方性和个人经历开始的。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这群人的身份被不停地塑造着，最后，他们记住并声明自己拥有了特定的知识，同时贬低并遗忘其他知识，也就是那些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竭力压制的知识，即这些人所接受的教育要求他们必须对自己的知识“无知”。
因此，Behar对作者的身份以及民族志的权威性有了自己独特的认识。她说，“我们各自都背负着记忆以及各种各样必须接受的无知来从事民族志的写作。然而作者背负的最沉重的负担莫过于如果你在主流文化中处于边缘地位，尤其是当你被告知在你的一生中都不可能成为书写者并且可能没有权力进行书写。这就意味着你的书写没有被认可，也没有任何名义。这样的书写是一种‘文字上的偷渡者’，等着接受主流学术界的审视”。
Behar有一段自我剖白间接地表明了人类学家的个人经历和学术背景，应该作为这门学科反思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认为，将一个女人如何进入主流学术界的故事讲出来，使我感觉到我应该为这个女人找一个理由，为什么她会长年累月地在墨西哥的一个狭小的厨房中听另外一个女人讲自己的故事。我清楚地看到这个女人一直隐藏在另一个女人的生命中。我明白她写下这个墨西哥女人一生的经历的兴趣就在于这些与她自己的痛苦、迷惘以及与学术界的经典主流的对立有关。她尝试着去确认Esperanza书写的身份和权力，尽管她的文字是以口述的形式书写的。总之，这一传记是在另一传记的影子当中，同样，民族志作品可能也在民族志撰述者的影子中。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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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8-24 10:00:49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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