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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族刑事习惯法中的刑罚规定。刑罚是对罪犯施行的最严厉的强制方法。当精神力量已较难保障习惯法实行时，便出现了刑罚。我国各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刑罚种类，各有不同。一般对案情不严重的初犯者进行教育，有的要写悔过书，除本人签名或按手印外，头人和家族的人也画押，悔过书由头人收执，如日后再犯，就按悔过书中所说的严惩。其种类有如下几种：（1）罚款。偷盗、诬陷、通奸、强奸等罪，以案情的轻重、坦白程度确定罚金。如系偷盗，一般是按原物的价值计算一倍到几倍、十多倍。但布朗族却例外，他们认为东西被偷盗是“水泼了是不能还原的”，罚款比原物价值少。重犯重罚。如果犯罪本人（家庭）无财产或财物甚少，由近亲或保人代之受罚。在审理过程中，头人、当事人误工、酒肉钱，均由罪犯承担。（2）逐出。屡教不改，危害、连累到本家族、本村寨者，驱逐出去或可留原居地，但要断绝一切的关系，不相来往，不能参加祭祖活动，对罪犯的生活、生死不过问。（3）囚禁。一般没有监牢，多系民房临时改制或兼用的。捕人、看守是头人本身或临时指派人去执行。如有钱赎罪，可免囚禁。（4）肉刑。有吊梁、鞭打、针刺、火烧、炮烙、戴刑具、水泡、挖眼、割鼻、断肢、去耳等等。有钱代罚，可减刑或免刑。（5）抄家。将罪犯家中所有的牲畜、家禽吃光。没收一切财产充公或没收部分财产充公。（6）死刑。屡教不改，民愤极大，或触犯习惯法严重条规者，经头人会商，本族或本寨、家族同意，才能执行死刑。计有活埋、淹死、烧死、五马分尸、刀砍、枪杀等刑种。最严重者会殃及家属遭到死刑。罪犯在偷盗、抢劫过程中，如被打杀至死，执行者无罪。一些民族的习惯法用刑十分严酷，不分年龄性别，主要刑具有木鞋、铁链、绳子等，有的还专门修了地窖做监狱。
关于刑罚的运用，有的民族的刑罚种类比较完善，基本体现罪刑相适应。如侗族《约法款》中规定了“六面阴”、“六面阳”、“六面厚”、“六面薄”、“六面上”、“六面下”等轻重不同的刑种。（注：“六面阴六面阳”是侗款罪行轻重的标准。六面阴六面阳也称六面重六面轻、六面厚六面薄、六面上六面下或六面死六面活。“阴、重、厚、上、死”和“阳、轻、薄、下、活”是对罪行轻重的形容。前为重罪、死罪，后为轻罪、活罪。比如，在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六面阴六面阳的内容包括：六面阴指盗牛、盗银钱、盗林木、绑架杀人、勾生吃熟、挖墓盗坟六种重罪。六面阳指破坏家庭、弄虚作假、偷放田水、小偷小摸、移动界石、勾鸡引鸽六种轻罪。针对罪行轻重，款约规定不同的刑罚。）多数民族的习惯法没有制定出施行刑罚的细则，量刑的标准也不同，弹性大，往往不准确。
二、民族习惯法的价值定位
民族习惯法是少数民族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上层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少数民族的结构要素。习惯法既是法律规范，具有强制的法律效力，又是道德规范。它反映少数民族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少数民族社会构成反作用。关于民族习惯法与民族社会的互动性影响，由伊斯兰习惯法可以管窥。伊斯兰习惯法既构成伊斯兰社会的要素，反映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又对社会的各个层面施加控制、影响等。（注：参见杨经德：《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的功能》，《回族研究》2003年第2期。）在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民族习惯法的作用是巨大的。对民族习惯法，我们应当从各个层面来系统地对其进行价值评判。
（一）裁判价值
民族习惯法的裁判价值在于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对行为进行善恶判断，从而认可某种行为是否道德和是否合法。这一价值是基本而显在的，在侗族《款的起源》中叙述道：立款的目的是为了裁判纠纷。款词中说：在很古的时候，“舅王争天为大，汉王争地为重，二王相争，刀枪相杀，死伤无数，胜负难分……于是舅王断事在岩洞，汉王断事在岩上”，各讲各理，断事三年不成，最后“写书请客，奉牌请人”，倒牛合款，制定款约。（注：吴治德：《“侗款”的“款”字探源》，《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侗款《永世芳规》写道：“盖设禁碑流传，以挽颓风，而同昌古道。事照得人有善恶之悬殊，倒有轻重之各异……朝廷制律以平四海，而安九洲。草野立条以和宗族，而睦乡里。……臻于盛世，则世食旧德，农服先畴工而居，疑商贸易，俾我等人人各安于本分，户户讲仁义而型仁。此善条维微，岂非千古不朽，章程未尽修斋，门例条规于后。”还规定：“衙门一切公务，应宜同心即办，不可违误。半途盗劫，务要齐团送官治罪。”（注：邓敏文、吴浩：《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第70—71页。）即要求对一切违反习惯法的行为严加惩处。正是通过榔规、款约等习惯法，少数民族肯定善行，否定恶行，通过善恶褒贬以培养人们的良好道德品质，为树立良好社会风尚起到了较大作用。
（二）教育价值
民族习惯法的教育价值在于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明确自己的责任与义务，让人们懂得区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学会做人的道德。以苗族、侗族的榔规、款约为例。苗族在举行议榔活动时，要用一头牯牛系于坪地中央，人群围于两边，寨老在中央庄严肃穆地念着榔词榔规，念毕把牛杀掉。议榔会议确定的榔规，人人都得遵守，不能违背，否则，轻者认罪、罚款，重者吊打以致处以火烧或投河的死刑。（注：参见徐晓光、吴大华等：《苗族习惯法研究》，第167页。）至于侗族款之教育价值更为明显：为了使款众能自觉遵守款规、规约，各个基层组织的款首，每年都要向款众宣讲款词、款约，名曰“讲款”。讲款时，集众于各坪，举行庄严的仪式，如黎平县的《六洞议款条规》开头讲：“今天老少都到款堂里来了，一个挨一个坐，人多很拥挤，请大家听我讲话，讲古人的道理……一片树林，总有一根要长得高些，一个班辈的人，总有一个来承头，古人过世了，我们后人来继班，代代来相替。”每当款首讲完一段款词，群众便齐声应和：“是呀！”侗族对款规、规约的宣传工作，除了“讲款”这种正式形式外，民间艺人或一些村庄的芦笙队在本村寨或到其他村寨演出时，也有演讲款词的义务，《侗款》中规定的“鸡尾的款”，就是芦笙队到其他村庄做客时演讲的“法规阴阳款”。（注：参见湖南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侗款》，第421—431页；邓敏文、吴浩：《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第167页。）
正是通过经常不断的榔规、款词的演讲活动，苗族的议榔和侗族的款将习惯法观念灌输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从而实现教育价值：
第一，它教育人们认识榔规、款词在道德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款规说：“汉家有朝廷，侗家有岜规，坡上的活路有十二样，大家都要来管好”。款规规定：“侗族的社会运转，都得按最高款规（即《九十九公款约》）的规定办事”；“种田要符合九十九公才熟谷，处世要符合九十九公才成理”。（注：吴大华：《民族法律文化散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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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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