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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样性原则给文化政策提出的问题
提出保持文化的多样性这样的命题，从世界范围来说，是重要的、及时的。世界文化本来是多元的和多样的，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西方文化(主要是美国文化)的扩张和入侵，使许多处于弱势地位的或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失去自信的民族和国家的本土文化——非物质文化，面临着削弱乃至消亡的危险。在这样的趋势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保持世界上各个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从而也就保持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当前谈论文化多样性问题的论者，多谈世界范围内的必要性，而未涉及给我们国内文化政策带来的思考。从我们的国家来说，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也是极具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的。我们不妨从多视角来看这个问题。从中国文明起源角度来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黄河中游的考古工作做得较多，由于先后发现了郑州商城、偃师二里头遗址以及一系列相关的遗址，遂形成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中原说”，认为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从而认为我们的文化是一元的。从70年代后期起，考古学家们陆续发掘出土了大凌河流域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在甘肃秦安大地湾发掘了仰韶文化晚期聚落遗址，在长江下游的浙江余杭发掘出土了良渚文化遗址和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于是中国文明的“中原说”遭到了质疑。现在，中华古文化多元构成的观点已得到公认了。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比较复杂，似乎有若干起源中心而不是一个中心，这就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论或多中心论。……不过，说中国文明不只一个中心，又并不是说处处都是文明发祥地。”[9] 从中国农耕文化来看，以黄河和长江这两条母亲河为分界，形成了两个文化圈或文化区：黄河流域是黍稗文化，而长江流域则是稻作文化。耕作分布的差异，给两河流域的居民带来的，不仅是耕作方式、饮食习惯、衣饰甚至节日习俗和祭祀方式等方面的诸多不同，甚至是民族性格上也显示出明显的差异。从中国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从《诗经》时代起就有所谓“十五国风”的记载，直到今天这种地域文化的差别的依然明显存在，诸如三秦三晋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也是多元的。这种文化视角，20世纪前半叶，主要为外国汉学界所采用，但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得到国内学界和政界的重视。此外，还有一个更加现实、且经常见诸报刊的视角，即民族文化的视角。在主体民族汉族之外，中国还有55个少数民族，在这55个民族中又可按照语族划分为通古斯—满蒙、藏缅等多个语族，各个语族的文化之间也是各各有别的。总之，保持中华文化的多样性，是包括中国经济和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当然也首先应是制定文化政策的出发点。相对而言，由于历史的原因，西北民间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多元构成中的重要的一元，而且甚至还保存了更多的原生性和优质性，因而西北民间文化的保护，更值得全方位地加以重视。笔者曾于今年6月28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第一期工程验收汇报会上发表过下面的意见：“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如何解决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国策’问题。有一段时间，人们忽视了传统的礼俗，我国西部地区还保存着丰富的传统礼仪和传统风俗，这些东西没有消亡，而且是一种‘活态文化’。我相信这些礼仪风俗还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以前学术界总是认为只有儒家文化才是我们的‘国学’，但实际上这些保存在民间的大量的传统文化也应该是中国的‘国学’的重要部分之一。”
前人的资料与经验
对西部人文资源的搜集和保护，20世纪以来的百年间，前人已经做过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和资料。以记录的方式保存下民间文艺的资料，也是一种在全世界范围内行之有效的保护。如果说20世纪初期民间文艺的搜集，还仅仅是个别人的学术活动的话，那么，到了40年代，无论是在大后方的大西南，还是在以延安为代表的各个解放区，民间文艺的搜集活动，就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需要与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了，变成了一种“文化自觉”意识下的文化自觉。回顾历史，在民间文艺的园圃中，可谓前赴后继、筚路蓝缕。
在西部民间文艺的搜集者中，袁复礼是一个不能不提及的代表人物。他是地质学家。他于1921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1923年起在甘肃兰州、平凉、武威、永昌、山丹、高台和张掖一带做地质调查，在地质学上贡献很大。当年，当他一踏入进入西北的门户潼关，就被赶脚人高亢的民歌所震撼和吸引，便在地质调查之余，开始在甘肃各地搜集当地流行的民歌“花儿”。他所采访的对象，有临洮的青少年学生和士兵、兰州和秦安的脚户、榆中的儿童等。他搜集“花儿”的时间是1923年5月—1924年8月。记录的稿本有很多本。1924年，他将选出的30首“花儿”和所撰《甘肃的歌谣——话儿》一文寄交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负责人沈兼士，沈兼士将其发表在《歌谣》周刊(1925年3月25日出版的第82期)上。他的这篇文章，是第一篇向全国介绍西北“花儿”的文章，他也就成为我国第一个向外界报道“花儿”的人。1949年建国后，袁任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教授。北大《歌谣》周刊创刊70周年时，青海“花儿”研究者刘凯曾采访并著文评价过他。[10]
在世纪初倡导搜集民间文艺的北京大学民间文艺家们中，第一个深入西部作考察的是陈万里。陈万里从1925年2月15日起开始他的西行考察，途径石家庄、太原、风陵渡、潼关、西安、兰州、肃州、嘉峪关、敦煌、安西，然后折返回程，从肃州而兰州而西安，而陕州、郑州回京。沿途观摩、采访、摄影，并逐日记有日记(发表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其所记沿途庙宇、风物、风俗、风情、事件，颇有文化史价值和社会史价值，对于我们研究和复原20世纪初年西部的民间文化情景和社会情景，极为珍贵。20世纪的一百年，经历了社会制度的两次转型和三次战争，风云变换剧烈，民间文化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嬗变，许多东西随着社会的巨变而消失在历史烟云之中，真可谓一百年等于一千年，这种文化变迁是19世纪以前的中国从来没有过的现象。现在我们重读陈万里的日记，那一幕幕的风俗画面和一桩桩的民俗事象，不经意间便在眼前展现出来。陈万里多才多艺，既是北大校医，又是国学门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摄影、文物、民俗都有专长，且有多种著作出版，包括摄影集，但没有看到他的这部西行日记有单行本问世，其中的民俗照片尤为珍贵。
刘半农是北大歌谣研究会的创始者之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倡导搜集歌谣的学者。1934年6月19日，为庆贺瑞典学者斯文赫定(Sven Anders,Heding, 1865--1952)博士七十正寿，刘半农偕国语统一委员会的白涤州等人，离北平赴绥远，顺道收集民歌民谣。他在绥远、宁夏、山西、河北北部狭长地区亲自作歌谣的田野调查，搜集了为数不少当地的“爬山歌”。他的这次绥远调查，不仅用笔作记录，而且携带了录音机，收录民歌7筒，因而堪称是中国民间文学史上本世纪第一次科学的田野考察。所到之处有包头、绥西、安北、五原、临河、固原、萍县、托县、呼和浩特、武川、丰镇、集宁、陶林、兴和、清水、凉城、百灵庙、大同、雁北、张家口等地。还在黄河边上，记录了船夫号;到蒙古包里考察牧民生活。途中染上了回归热，于同年7月14日在北平逝世。所幸的是，他所搜集的绥远至宁夏一带的爬山歌，还有一部被认为是他的稿本的毛笔手抄本流传在世，藏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资料室。[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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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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