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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中国学的主体性
作为当代日本中国学重镇，沟口精通中国历史、哲学，熟读古籍(立志把《二十四史》读三遍，截至2007年4月实际读了一遍半)，尤其对从宋代至现代的思想脉络有精深的把握。由他生前动议并亲自挂帅，由21名汉学家组成的学术班子锐意推进的、旨在将我国南宋思想家朱熹的《朱子语类》翻译成现代日语的140卷浩大工程于2007年启动，被看成是日本中国学基础研究之集大成工程。
沟口对自身的定位只是一名从事“研究职”的“职人”(日文，手艺人)，而不是理论家。所以，对自己的工作，他无法理论化，只能作为“职人”，确认自己所发现的是“真货”。“运庆在雕刻佛像时，说佛像是从里面出来的。我的情况，也有一种(研究成果)是从对面出来的，而非经人手雕琢的自负。”但惟其是“职人”，沟口得以在学术天地里纵横穿梭，出门入巷，从容不迫把研究触角伸向了众多的领域，从朱熹到李卓吾，从黄宗羲到张之洞，从东林党到太平天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天理论、理气论到朱子学、阳明学，越界之深广在日本汉学界鲜有出其右者，真正做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而为其如此“越位”的研究提供学术“导航”者，不是别的，恰恰是研究者自身的问题意识使然。
作为战后一代“知识左翼”的一员，沟口从系统反思日本近代化的学术立场出发，尖锐地批判欧洲中心论，主张重建中国问题的主体性。他认为，在前近代的中国思想中，一种不同于欧洲的“中国的近代”已然存在，并已准备就绪，对战后日本学界盛行的基于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的冷战思维基础上的主流学术框架提出了挑战。例如，他认为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看成是源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是一种以讹传讹、缪种流传至今的“错觉”：
“……我从中国历史文献中所发现的社会主义与之不同，毋宁说在宗族的相互扶助的传统之上，有所谓社会主义。而这种东西若用话语来表述的话，是共助主义，毛泽东无非是把那种宗族意义上的共助机能扩大至国家规模而已。或者说，应该由因主张不存在阶级制而与毛泽东终生对立的梁漱溟来谈论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原本所谓的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并不存在。问题的主轴究竟何在，答案应该从对何为当前中国研究的应有课题这种主体的追问中产生。”
作为对主体性问题的系统追问，沟口于1989年出版的《作为方法的中国》一向被视为代表作，对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沟口发现，大凡关心欧洲的中世纪和古代的日本人，其本人意识到与否另当别论，在其关心的深层，多少都横亘着一个欧洲的近现代像。换言之，日人对欧洲中世纪和古代的关注，往往以这种对近现代欧洲的想象为触媒，或为后者所激发。
而与这种情形相对的是，日人读中国的古典，无论《史记》、《唐诗》或《碧严录》，基本上是一种“就事论事”式的文本阅读，阅读行为的背后，绝少有对中国近现代或古代的知识与关怀。或者说，他们对上述文本的阅读，仅仅是囿于日本的文学意识或禅宗世界的行为，并非通过阅读来了解中国唐宋时期的社会大变动。
这是一种遗憾，同时也是一个事实，与明治以来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所谓“文明价值论”有关：近现代中国在“文明价值”上不仅无法与欧洲相提并论，甚至连日本也不如。于是便有上文所述的反映在近现代外国语教育政策上对中国的“差别”。沟口注意到，这种畸形的“去中国化”的“阅读中国”现象，实际上与江户时代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摄取动机系根植于日本内部事情的“主体性”有关，本质上折射着近代以来“日本化”的甚嚣尘上。譬如，战前日本出版的以日文解释中文的词典，清一色称“汉和辞典”，而不是今天通称的“中日辞典”。
因此，沟口主张，真正自由的中国学，其目的既不应仅置于中国及其自身的内部，反过来也不应被中国及其自身所消解；中国学应该是超越中国的、以中国为方法的中国学。毋庸赘言，“作为方法的方法”，一反此前作为目的论的“方法”，先于为什么而知的问题，优先于知本身。而以中国为“方法”，客观则意味着以世界为目的。如此，可期从根本上矫正过去那种“去中国化”的“问题中国学”，从而为重建中国学的主体性开辟了道路。
“中日知识共同体”
作为战后“知识左翼”阵营的一员猛将，沟口追求知行的统一，其思想具有强烈的行动色彩(尽管其本人未必意识到这一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沟口作为首倡者及重要成员，与中国学者孙歌、台湾学者陈光兴等人共同推动的旨在通过对话厘清两国在战争认识和历史观上的问题点，以期正本清源、求同存异的所谓“中日知识共同体”的学术讨论项目，产生了超越国境的“辐射”效应。正如在日本国内，该学术项目被称为“知的共同运动”一样，尽管实际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人数有限，但由于彼时中日两国各自的国内情势、中日关系的紧张状况，尤其是两国知识分子指向性异常明确的问题意识，再加上日本政府国际交流基金会连续6年的学术资助，使该项目的影响大大溢出了学术的边界，事实上演变为一场知识运动。
回过头来看，这场知识运动在展开的过程中，也呈露了中日两国因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而形成的对某些重要命题的认识落差。沟口生前曾谈及其在北京召开的该学术项目第一次会议上所遭遇的尴尬：当时的主题是“知识人的使命感”。对这一颇宏大叙事的命题，包括沟口本人在内的日方成员有相当的抵触，甚至反感。“知识人”是一个在日本战后历次社运和知识风潮中早已“死语化”的名词，被称为“知识人”有种造作感，令人脸热心跳，遑论“使命感”。尤其对年轻学者来说，自诩“知识人”，无异于“假大空”，有种置身于特权阶层的虚幻感，他们宁愿称自己为“庶民”(日文，小老百姓之意)。可另一方面，站在中方的立场，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语境出发，说自己不是“知识人”(或“知识分子”)，便等于放弃对现状的社会与政治的责任。最终还是日方妥协，接受了所谓“知识人的使命感”的命题。尽管自我感觉有些“浮”，但确乎更契合该学术项目深层所暗含的问题意识。
但既然是一场知识运动，必然有过于精英化的问题，难以真正“掌握群众”。别说群众了，甚至连知识精英以外的精英也未必“掌握”。据笔者的友人、当时正在北京留学的日本共同社记者回忆，1998年春，在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事务所召开的“中日知识共同体”主题学术讨论会上，作为特邀嘉宾演讲的加藤嘉恭大使把日语的“日中知的共同体”误解成了发音雷同的“日中血的共同体”，并当场借题发挥，一番“日中两国是鲜血结成的共同体”云云的阐释举座皆惊……过度的精英主义，使这场名为“中日知识共同体”的学术实验无疾而终。从其后出台的、借助两国外交、政治力量得以推进至今的、诸如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等学术工程的成果来看，两国在历史认识上的知识“交集”委实有限。这种勉为其难的现状反过来也折射出那场15年前的知识运动的“理想主义”一面。
□ 刘柠(学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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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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